材料一 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礼记·礼运》中讲“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器中鼎、爵、尊、盘、觚都是主要饮食器。《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纹身）交趾”之民。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中国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汽来蒸熟食物，蒸是火水相与式的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最晚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隋书·经籍志》中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了360卷，可见其多，亦可见中国人对吃的重视。
——摘编自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二 汉代以来，凭借陆路和海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的西传逐渐增多。生姜作为食物原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至地中海地区。以餐饮器具而言，中国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已经直接传入中亚西亚及非洲个别地区。元帝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纷纷来往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中国制造的白糖已在16世纪传入西方，受到人们喜爱。茶叶传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欧洲的时尚饮品。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制餐饮器具通过贸易更加大量地传入欧洲各国，欧洲的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甚至高价以求。马可·波罗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记载了中国的食物原料、饮食品种及制法和饮食风俗等，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作用。
——摘编自杜莉《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唐至元明时期中国饮食文化西传的变化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在东北亚区域内，历史上有多条以贡赏贸易为主的商业交通路线，其中尤以丝绸交易为大宗，被称为“东北亚丝绸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肃慎族频繁朝贡，初步形成了东北与中原往来的稳定路线。秦汉时期，夫余人开启了东北亚最早的丝织品贸易。随着中原文化传入，形成了东北亚早期海陆丝绸之路。随后，辽南地区完成汉化并远播到朝鲜半岛，改变了东北亚区域古代文明的固有格局。隋唐时期，渤海国开辟的日本道，直达京都。辽代贵族为追求盛产于滨海地区的海东青开辟了鹰路。金代开辟了自燕京经上京(哈尔滨阿城区)沟通今俄罗斯的“黑绍之路”。明代修建的“永宁寺碑”与“重修永宁寺碑”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官修碑铭。清末在黑龙江中游开出的“黄金之路”是东北亚丝绸之路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典型。
——摘编自王禹浪、张佳慧《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四十年概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北亚丝绸之路”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材料二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简述唐宋时期“新型士人群体形成”的影响。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在欧洲历史上，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钟声响起、城门关闭，并伴随宵禁巡逻。城市里晚上不准经营，既是宵禁的要求，也是行会的规矩。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从16、17世纪以后，贵族们开始逐渐享受夜间的娱乐生活，普通市民中的少数人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晚生活。那时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进入19世纪，随着照明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为最大限度使资本增殖，通宵达旦的工作常常采用换班工作方式，那些被称为“日工”“夜工”的人从早6点到晚6点，又从晚6点到早6点，进行换班工作。这样既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厂房、机器等资本在夜里得到充分利用。
材料三 在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黑夜与白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们都是必须开发、利用的资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以上材料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市民夜间生活变化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夜班工作制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的理解。
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甘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圣，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要求“博采西学”。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全面改革是必要的。这些主张超出了当时思想界和以后洋务思想的水平，直接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先导。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思想和学术转型较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从客观环境上来说，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剧，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侵略势力也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学者的思想文化转型程度也更加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19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中国思想界转型的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期“向西方学习”思想实践更为深入的影响。
材料一 秦朝开创了全国高度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以后各朝代继承。两汉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魏晋时期，立法频繁，礼教被确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过程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是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确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明律本身被清朝沿用。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巨变，而法律的变化却相当滞后。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了根本改革法律制度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实际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华民国时期迅速制定并颁布了一批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法典，其实际施行的情况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法”而已。
——均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演变的特点，并说明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法律的特色及其效果。
随着地理大发现、殖民体系扩张、国内商品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伦敦迅速发展为西欧的工商业贸易中心。伦敦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国内年轻人纷纷来此寻求机遇，每年迁入的人口高达1万人。作为国际工商业贸易中心，大量荷兰人、法国人为躲避宗教迫害也迁居到伦敦。
近代早期伦敦城对街道缺少常规性的整修维护。据亨利八世（1509年—1547年）晚期的议会档案记录，伦敦城的河岸街（Strand）当时坑坑洼洼、十分恶臭。楼层较高的住户懒得去厕所，会直接把粪便从窗户中泼出去，所以街道更加污浊不堪。此时的伦敦人还没有清晰的城乡概念，城中大量居民仍养殖着家禽家畜。当时有一句谚语“爱噪音的人要买猪”，而由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自不用多言。刘易斯·斯马特的养猪场不仅熏走了邻居的仆人，而且拉低了周围的房价。
——摘编自孟毓然，王玉亮《16—17世纪伦敦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
(1)根据材料概括16—17世纪伦敦城市环境问题的成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英国环境问题的出现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料改变了人类历史。香料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让食物更加可口、更容易保存；香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出美丽、优雅与浪漫；更重要的是，香料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之一，直接促成了跨国贸易、远洋航海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为了香料的原因，财富聚了又散，帝国建了又毁，以致一个新世界由之发现。”
——据赵薇《香料：从历史传奇到今日繁荣》
材料二 （18世纪）普瓦夫尔移植香料实验成功后，香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再稀缺。自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各地物品涌入欧洲，人们饮食有了更多的选择。时代和欧洲人口味的变化，使香料渐渐归于平淡，失去了以往在医学、社会和宗教上的魅力，变成了一种异域的、颓废的、不相容的物质。没有了丰厚的利润，香料群岛也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景象。一切的一切表明，香料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摘编自传奇翰墨编委会《香料之路：海上霸权》
(1)根据材料一，指出“香料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2)简述材料二中“香料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的原因。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 明清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晚明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
——摘编自菅兵兵、葛华阳《明清城市结构初探》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无法阻碍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就形成了城市自治，城市自治政府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
——摘编自金观涛《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明清时期城市结构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的城市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