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克隆”一词是英语“clone”的音译，原用于表示植物“无性繁殖”，后成为一种利用生物学手段实现“无性繁殖”的技术总称。

1935年Spemann设计的实验获得诺贝尔奖，人类由此开启了脊椎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新时代。

1973年生物学家成功克隆鱼。

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

2017年世界上首例体细胞克隆猴诞生。克隆猴只是灵长类克隆技术研究的第一步，再度引发关于“克隆人”的关注和热议。

——摘编自颜婷、黄浩《体细胞克隆猴诞生引发的思考》

材料二   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性、严密理性的思维方法，使其备受尊崇。相当长时间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绝对真理性”成为一种既定认识，出现科学至上现象。

——摘编自陈跃文《关于科学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思考》

材料

——根据杨魁、高海霞《西方消费文化观念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取向》整理

材料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进入帝制时期。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两千多年的帝制，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

——摘编自网易论坛《这40年，我们的职业变迁》

材料   为了具体地、科学地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问题，张涛光研究团队收集了从公元前650年到公元1800年的618项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并进行逐项评分，以每50年为一个计时单位，将每一计时单位的科学技术成果总分取对数，制作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发展曲线图（见图），其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计时单位时间总分对数值。

——摘编自张涛光《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新兴地主阶级纷纷通过公布成文法来打破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特权，为法律教育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加之，旧有的官学教育衰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的下沉为法律教育提供了知识和人才保障。这一时期出现了儒、墨、道、法等学派鼎立的局面，其中一批精研法律的法家学者，通过开办私学来传授法律知识。

宋代重视法律，提倡法律教育，使法律知识在民间广为传播，不管权贵还是平民都受到了法律知识的熏陶。宋朝统治者禁止民间百姓私自学习法律知识，限制平民百姓私自传播相关的法律课本。

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将《大诰》三篇颁诸学官，作为国子监学生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乡里则由塾师教授《大诰》。清康熙亲颁十六条“上谕”，宣传法律和道德，其中写道：“敦孝弟以众人伦……和乡党以息争讼……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诚匿逃以免株连。”

清康熙十六条上谕颁布后，立即有官员编写《上谕和律集解》，逐条将其含义，然后阐明违反各条内容的行为，附以大清律应受何种惩罚。对于康熙后来发布的圣谕除逐条讲解并附有相应律文的之外，还编了诗歌在民间传颂。

——摘编自郑晓龙《从律学兴衰看传统法律教育之流变》

材料   英国传教士麦都在1848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中，将a public servant译为“臣、臣子、宦”。1887年，在翻译public servant的过程中，日本人以汉语单字词为基础，创制了“公仆”概念。1899年，梁启超用日制词语“公仆”，写道“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公仆”概念的生成。1900-1909年，严复在其西学译著中多次使用“公仆”的概念。1906年，孙中山提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天津《大公报》仅辛亥革命后一年内，含有“公仆”词汇的文章就有50余篇。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文电中多以“公仆”自称，如“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等，1938年，马克思的文章《法兰西内战》逐渐被译介到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现。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逐渐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实践。

——摘编自杨楠《近代中国政治中的“公仆”概念：生成、传播与嬗变》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出版的部分图书   

材料二   “五四”之前的那几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反复出现这些惊心扎眼的消息，更刺激着中国知识人的神经，如“日人之蒙古视察”（1913）“日人热心研究满蒙”（1913）“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1915）“日本拟设置满蒙领事馆”（1916）“日人谋我满蒙之感言”（1916）“日本拓殖满蒙之新计划”（1916）。

——以上材料摘编自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材料三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是在与西方列强入侵对抗中出现的，与世界观念、主权意识的产生和华夏中心观的破灭联系在一起。

——许小青《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

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自秦以后……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并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英模，铸就了伟大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下表是 建党以来的英模表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