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雕版图书之传播迅速，宋人笔记或言“即日传播”，或云“家至户到”，或曰“不日传都下”，或谓“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媲美置邮与传驿。若是写本，无论躬自抄录，或请人假手，都旷日废时，缓不济急，图书传播之速度与广度均嫌迟缓与狭隘，远不如印本图书传播所造成的效应。印本图书流行，购求容易，学者易得书籍，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南宋时，刻本书已超过写本书，知识传播更加便利，对读书穷理、创作评论生发许多影响。李约瑟强调，“印刷术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当时出现了一些雕版印刷重镇、知名刻书中心；刻书既丰富多元，藏书家亦随之兴起。

——摘编自张高评《宋代雕版印刷与传媒效应》

材料   在西方民主的流变过程中，无论民主一词是贬义还是褒义，其间都始终掺杂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固执地认为，民众是无知和愚蠢的，他们短视、自私并且冲动，容易受人蛊惑和摆布。亚里士多德就担忧民主政体推动平民大众胁迫富人，认为他们会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瓜分居于少数的富人的财产。到了近现代时期，民主长期被视为暴民政治、多数暴政的代名词，受到众多政治理论家的批评和厌弃。与之相应的是，代议制中的民主成分逐步壮大，最终民主概念被内化到代议制框架之内，再造为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此时，公众不再满足于在周期性选举中参与投票，转而希望把民主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民主三个阶段的流变比较

——摘编自张君《西方民主流变的阶段划分、双层比较及其内在逻辑》

材料   1952年1月，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后并没有结束。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当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项。

——摘编自杨丽娟《久久为功——造就新中国卫生奇迹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材料   “工业革命”，也有文献将其称为“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在《辞海》中被定义为：“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以及由此引起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产业革命”，最早出现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此文将英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定义为“产业革命”。1984年，钱学森在《科学技术讲座》的演讲上将产业革命定义为“生产体系在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方面的飞跃变化。它是因为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飞跃”。由此可见，《辞海》中有关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涵义与产业革命的定义几乎相同，即工业革命不仅使第二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生产或组织方式发生巨变，而且还将扩散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引发其他众多产业生产或组织方式发生巨变，并促使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出现革命性变化。

——摘编自田露露韩超《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演进、趋势研判与中国应对》

材料：经学教育自汉确立，直至清末，始终占据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在此期间出现的教育思想或实践（如下表）。

——摘编自郑梦雪《楔入正统：经学教育的五次冲击》

材料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下表为不同时期端午节的演变历程：

——摘编自费伟健《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演变发展与传承》

材料   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主义运动一浪一浪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从自发走向自觉。抗战时期，中国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完成了中国从近代初期笼统排外主义到科学地打倒帝国主义原则的转变。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理性提升的历程》

材料   1644年，满族入关统一全国以后，经过“康乾之治”和以后的发展，满族地区和中国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和中国一时以强大、发达而著称于世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相当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东北地区满族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赶上汉族的水平。东北地区粮食不仅实现自给，而且还有余粮供给关内汉族地区和部分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强盛，使清王朝顺利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主义对我国东北、新疆地区的侵略；击败了廓尔喀对我国西藏地区的入侵；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对我国西藏、新疆的多次侵略阴谋；收复了台湾等。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

——摘编自杜荣坤等《中国民族史》

材料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社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在思维活跃的时候。社会发展有突进和渐进两种形式，突进表现为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这时，思维活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表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不可遏止的思想解放运动；渐进则是政治上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改进，此时，思想则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而一切暴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只是按固有的思维模式提出一些纲领或改革措施，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单纯的暴力，则只能对社会造成破坏，无益于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赵立史云谋《思想解放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