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商业广告曾被等同于欺骗、浪费、奢靡的“资本主义事物”。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广告，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反对意见则认为宁江机床厂的做法“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的”。当年8月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指出：“现行的沿用了多年的机电产品分配办法有很大的缺陷……产销见面的试验，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改革。”1985年前后，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顶楼，竖起了“东芝”的巨幅霓虹灯广告。此事被部分愤怒的市民形容为“鬼子进村”。为此，代表官方意见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既然我们允许和欢迎外商贸易来往和做广告，既然国际饭店顶端是可以做广告的地段，那又为什么非不给人家做呢?”
——摘编自2006年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主编的《中国广告图史》
概括指出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时代背景加以阐释。小五铢，大历史
材料 汉初经济凋敝，为增加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汉高祖刘邦打破秦朝铸币权的统一，“令民铸钱”。文帝时，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因“吴邓氏钱布行天下”而“富埒天子”“财过王者”。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在此期间，先后六次进行币制改革。公元前118年，诏令各郡国铸“郡国五铢”，钱面篆书“五铢”二字，重如其文。但郡国五铢钱质量低劣，民间盗铸之风盛行。公元前113年，“专令上林三官铸”，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钱。三官五铢钱铜质紫红细腻，整体精致光洁，外廓坚挺匀称，“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从此成为流通全国的统一货币。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后，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五铢钱不仅成为西域地区统一使用的货币，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流通使用的主要货币，发行数量大、分布范围广。此外，五铢钱所展示的文化艺术，如文字、形制、币材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民族文化等，很快被各国熟识、欣赏、模仿乃至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
——摘编自石俊志《五铢钱制度研究》
结合材料，以“五铢钱与汉王朝的面孔”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一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妇女运动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问题：（一）妇女应享有公民权，争取选举权成为妇女一种关键的诉求，被认为是改善妇女地位最重要的权利。（二）女性就业问题，男女两性机会应该均等。（三）女性应不应该避孕，应不应该以抚育子女为主要事业—仅以家庭为一生的舞台。
——摘编自裔昭印等著《西方妇女史》
材料二 1901—1911年涌现出的女子结社与团体多达四十余个，多数团体既热衷于妇女解放也热衷于政治斗争。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分别确立了妇女运动方针，妇女运动被纳入了国民革命的轨道。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妇女团体，这些团体担当了在广大农村组织妇女参加抗战的重任，也是推动妇女运动发展的巨大动力。
——摘编自杜芳琴《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
有学者提出，妇女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概括20世纪上半叶中英两国妇女运动诉求的不同之处，并论证该学者的观点。（要求：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1928年，柳州机械厂成立，先后更名为广西机械厂、航空机械厂、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航空委员会第九修理厂等。
1952年，恢复柳州机械厂的本名。
1953年，研制出1101型4马力汽油机，是我国第一代汽油机，填补了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
1958年，为加快机械工业的发展，广西政府将其扩建为柳州动力机械厂，主要生产船用大型柴油机。
1961年，柳州动力机械厂开始转向生产拖拉机。
1965年，研制生产的丰收牌拖拉机通过专家鉴定被列为国家定型产品。
1966年，厂名更为柳州拖拉机厂，至70年代成为中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年产量达5000台。
1980年，积压拖拉机1713台，工厂提出“以杂养专，不赔不赚”等口号，开始生产缝纫机和棉织机，并自行引进一辆日本微型车研究。
1982年，研制的第一台微型货车LZ110试制成功，被国家计委和机械工业部指定为中国四大微车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1986年，柳州拖拉机厂正式改名柳州微型汽车厂。
1996年，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002年，五菱汽车与上汽集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合作，成立了三方合资的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摘编自《五菱汽车的发展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柳州机械厂的发展”为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 梁启超 | 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 |
| 冯友兰 |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 |
| 张岱年 |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 |
| 张岂之 | 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 |
材料：
| 17世纪 | 从晚明到清朝中期，有80名来华耶稣会士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代数、几何、地理、艺术、建筑和音乐。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汤若望、徐光启等编订《崇祯历书》，熊三拔、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李之藻、傅泛际合译《谈天》(亚里士多德著)。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了欧洲 |
| 18世纪 |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认为儒学的政治伦理是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之存续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盛赞“孔教不谈奇迹，不言灵感，纯粹不脱离伦理学政治学的范围”“孔子教义以保存天赋的理性为圣人的特质，以补充天赋的理性为贤人的特质” |
| 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是“欧洲人中最大的中国赞美者”。他认为儒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合于理性的哲学。中国的孔子及儒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性宗教”或“哲学宗教”的典范 | |
| 19世纪 | 林则徐(钦差大臣)雇人翻译《四洲志》《各国律令》；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李善兰翻译《方圆阑幽》《垛积比类》。严复翻译《天演论》(赫胥黎著)和《法意》(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马君武翻译《民约论》(即卢梭《社会契约论》) |
材料 表：不同时期“中国”的基本内涵
| 商周时期 | 中国指的是万国的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国，周朝的首都——宗周和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为“都” |
| 春秋战国时期 | “中国”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做中国 |
| 秦汉时期 | 秦朝建立后，整个统治区域都成了中国；汉朝时期，对外而言，“中国”成为汉朝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
| 东汉以后 | 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在分裂时期，分裂各方为了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都必定以中国自居 |
——摘编自葛剑雄《何以中国》
阅读材料，根据“中国”的内涵变化过程得出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述。（要求：结论明确，史实充分准确，逻辑严密）
材料：洋务运动首开学习西方医学教育办学经验的先河，为中国传统中医教育注入了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打破了中国医学教育单一中医学课程结构的框架。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联为师，形成了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迅猛推进，高等医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我国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新的理念，一种新型的复合型课程体系正在形成。
——摘编自黄睿彦《近现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历史变迁与启示》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 (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材料 史学家恢宏的胸襟，首先呈现在时间与空间的辽阔上。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囊括环宇，恢宏胸襟，至此而极。太史公写《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止，述接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贯通数千年的历史。《史记》采用纪传体，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史学体例，其优点为能兼容并包，天下巨细，靡不可收而载之。
在空间上，太史公于写中国历史以外写他所能知道的整个世界，匈奴、朝鲜、大宛，列传。写及大宛，兼写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身毒等国，人迹所至，日月照临，全写到《史记》里面去。这是一部时间、空间极为辽阔的历史，可以当通史与世界史之名而无愧。
时间、空间极为辽阔的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不易写成，亦难精确详瞻，史学家缩小研究范围，以断代史、专门史、专门问题作为毕生沉潜的天地，为自然的趋势。历班彪、班固、班昭而写成的《汉书》，为西汉两百年的历史。《史记》写三千年的历史，50万言，《汉书》写两百年的历史，80万言，可见《汉书》保存历史之功。
——摘编自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适切角度，自拟主题，为司马迁的《史记》写一篇历史书评。（要求：选取角度与拟定主题相匹配，符合材料意涵，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评述清晰，作答要素应包含主题、具体评述和相关历史背景，照抄材料原文不得分）
材料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
| “问题与主义”之争 | 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掀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他认为，纸上空谈“主义”是无用的，中国当前最为紧要的是一个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胡适，认为“问题”与“主义”二者是相互依赖的，高谈主义不等于忽视现实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一切具体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和基础。 |
| 社会主义论战 | 1920年和1921年，张东荪和梁启超分别发表文章，认为苏俄式的发展道路过于激进，中国缺乏建立劳动阶级政党的条件，也无法实现劳工革命，坚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文回击，一场有关中国到底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进行革命的论战也由此展开。他们认为，中国虽有发展实业之必要，但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贫富差异、阶级等问题应作为前车之鉴，中国缺乏直接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至于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张东荪、梁启超等主张渐进的改良，李达则认为改良“只是铲除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能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运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
|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绝对自由，反对阶级斗争。对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回击，陈独秀认为“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蔡和森也主张只有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围绕建立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展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