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停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开封段运河兴盛的主要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以来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运河建设的认识。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其传统教材，即所谓“养蒙书”或“小儿书”之类。《急就章》由三言、四七言韵语组成，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所需的绝大部分用字和知识。《三字经》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叙及人性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常识，儒家伦理道德与学习的方法，是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私学蒙童的必读之书。我国最早的启蒙读本《弟子职》用四言、五言、七言写成，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五言鉴》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从结绳之事、年代难详的三皇之世，直到明末的历史。《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在“名物”书中亦仍然提到伦理纲常之教。
——摘编自常建《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等
材料二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夏、商、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开始出现，人伦道德教育逐渐成为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封建社会，德育教育是儿童教育的核心。中国的家庭教育意识产生很早，《周易》中的《家人》卦是中国古籍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最早记载，《论语》记载了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的庭训；《列女传》记述了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织教子的故事。通过家长的风范、家庭的风气、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儿童，从而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这些核心理念，对促进现代儿童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编自李颖娟、邓海婷《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类型。(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摘编自廖皇珠《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萌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萌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形成的。它的萌生与确立，与当时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打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与各民主党派当时所坚持的“中间路线”或“西式”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救中国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采取顺应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政治路线、建立和发展多党合作关系有关。
——摘编自许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价值贡献》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出现的原因，并指出此时中国政党的历史使命。(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条件，并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乡约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乡约发展的历程，并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约治理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乡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切实问题。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
——摘编自叶晓庆《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材料二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孔子被尊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维新派的观念同西方的进化论联为一体，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使一批批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一批批传统士人转化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仁学中的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责任担当……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孔子为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贡献，阐述孔子思想对后人的“感染、教育、熏陶”价值。
参考示例：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和行动折射出仁学中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