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二战后初期，美国重点防止苏联向西欧和日本渗透，忙于西欧的重建，对于伊朗的援助要求，美国并没有按照杜鲁门主义给予大量援助。苏联支持的伊朗人民党空前活跃，伊朗人民支持政府对英伊石油公司采取强硬立场。1949年摩萨台政府上台，并对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英国采取了敌对手段企图推翻摩萨台政府，英国与伊朗的争执加剧了石油市场的动荡。杜鲁门政府认为摩萨台政府是人民党的替代者，支持伊朗的石油国有化并反对英国推翻摩萨台政府，条件是伊朗做出合理补偿。……但伊朗民族主义的高涨，杜鲁门政府的努力化为泡影。1953年艾森豪威尔执政，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英国的禁运等措施加剧伊朗国内危机，摩萨台政府将求援目标转向苏联。1952年8月，美国中情局联手伊朗国王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1954年，伊朗国王与美英等国成立国际石油财团，美国资本垄断了伊朗石油。

——摘编自程群《美国对伊朗摩萨台政府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清代在二百多年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治河技术……清代在设河道总督，总理黄、运两河事务的基础上，又增设副总河一人专管河南事务，沿河各省均设有管河道，河道两岸按所辖地界分设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薄等职务，分段管理河务。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综理黄河事务。靳辅在黄河两岸整修了千里长堤，修筑了从云梯关到海口的束水堤18000余丈，以堤束水，增加河水的冲沙能力，并对海口进行疏浚。同时靳辅总结群众的经验，在堤上广泛植柳，制定了堤防的维修、养护制度。……为加强堤防管理，清代还改河夫制为河兵制，实现了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河兵平时专门练习填筑之事，经验丰富，每遇险情，河兵抢险井然有序。……乾隆中期以后，黄河淤积愈来愈重，治理难度加大，清廷在拓展机构的同时，加大了治河的投入，但黄河始终无法走出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怪圈。

——摘编自王伟《当代和清代黄河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随着伦敦城人口的剧增，泰晤士河成为伦敦城的露天下水道，居民将大量的垃圾直接排放到河里。1858年，持续一月有余的“大恶臭”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1859年，英国开始着手建设下水道系统，将取水口和排水口进行分离，1875年覆盖全程的下水道系统完工，至此，霍乱这一严重传染病再未大规模爆发。1866年，议会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权力，由其负责河道及周边水域的治理，泰晤士河有了权责明晰的全流域管理机构。19世纪70年代，议会先后通过《公共卫生法》《河流污染防治法》等，为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英国的泰晤士河恢复了良好的生态。

——摘编自郑成美等《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及其治理探析》

材料一   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的理性精神，在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达到顶峰。布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开启了活字印刷时代的先河，军事著作家曾公亮和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数学家贾宪在其《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中所创造的开方作法本原和增乘开方法，600年后才有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达到同一水平。天文学家苏颂在其《新仪象法要》中，描述了他与韩公廉等人合作创建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有十几项属世界首创的机械技术，包括领先世界800年的擒纵器。建筑学家李诫著《营造法式》（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以其权威性作为建筑法规指导中国营造活动千年左右。

——摘编自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材料二   17、18世纪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实质性时期，它以本身的科学成功影响并成就了这一实质性的转变。自然科学给这个时期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科学孕育的理性思维及其原则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引起了新的变革。17、18世纪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而是科学精神。科学在改观旧世界面貌的同时，也紧紧依持当下的社会史境。尤其是科学与宗教，它并不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无关的，在17世纪它只是一种基于神学的根据而进行的分化，而对神学的摆脱则可能标明科学已经取得了同科学的女王（神学）的分离。17世纪历史的中心点乃是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它以鲜艳的理性的光辉照耀着将临的未来。

——摘编自赵立坤《论17世纪科学革命的理性思潮》

材料一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了专制而强暴的政府出现，在相互牵制中消弭了潜在的政府权力。三权分立制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法治的目的而确立的，这种机制维持的是三种权力之间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动态平衡，使美国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法治价值得到不断的保障和实现。但三权分立使联邦政府三个分支相互敌对，讲究以野心对抗野心，却忽视了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效运用，这给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造成了阻碍。

——摘编自张文博《浅析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设计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时，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特别不接受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孙中山认为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完备，存在着许多弊病，运转效果也不甚好。他指出：“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不难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们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