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竞考制在法国犹如从天而降，几乎无人阐述其来源。其实，稍加追究，便可以搜寻到法国竞考来源的蛛丝马迹。利玛窦等是最早直接接触中国的西方人。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在澳门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痴迷与崇拜，引发了西方的“中国热”。
——摘编自《利玛窦中国札记》
材料二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在中国只有经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够任职政府官员。这是中国长期保持“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原因。伏尔泰在评价中国科举制度时说，“关于人的思想，不能想象有比中国更好的统治手段，在那里，一切权力掌握在由极其严格考试录取的成员所构成的官僚体系手中”，“中国是一个奖励德行和鼓励才能的国家，诚实与贫穷的农民可以成为官员”。从一些文件和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法国竞考制度诞生的直接来源。竞考制诞生并且普及后，法国大学招生“不分门第，不问资产，不计较学历资格，知识水平是入学的唯一条件，而考试是衡量知识的唯一尺度”。
——摘编自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简评利玛窦对中国“科举制”的认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观点，说明科举制与法国竞考制、大学招生制度变革的关系。
材料一 唐朝的法律原则及内容，连并司法制度等，都是承继自《开皇律》。唐朝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格、式、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朝以礼立法，相对于秦商鞅严苛立法，唐朝立法侧重于教化民众，立法相对宽松。同时礼教的精神也处处体现在唐律中，比如：在诉讼中明确禁止以下诉上，审判中减免拷讯等手段。
——摘编自郑显文《唐代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及其实践价值》
材料二 明太祖提出了“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乱世需用重典”的思想，并沿用了唐宋时期的律令模式，制定了以《唐律》为蓝本的明初律法。《大明令》和《大明律》，分别从国家政令和刑罚律典两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中作为国家“政典”的《大明令》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并成为明代数百年治国的基本章程。
——摘编自《<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唐朝法律与明朝法律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明令》《大明律》的史学价值。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中“渐慕诸夏之风”者不在少数，后赵（羯族建立）“续定九品”“典定士族”，前秦（氐族建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前燕（鲜卑族建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前赵（匈奴族建立）的建立者刘曜致力于儒学普及，“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敦笃学以教之”；后秦（羌族建立）继承前秦，“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整合，汉族也肯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谁也无法否认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汉族，经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融合而新生。
——摘编自胡玉春《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关系的特点》
(1)根据材料，归纳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明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纵观唐代儒学，曾出现过两次复兴高潮。第一次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当时唐政权建立不久，隋弊未除．唐太宗听取魏征建议，推行重儒的政策，反对霸道实行王道，于是儒风大行。第二次是在唐中期贞元、元和年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财赋不输中央，造成政府财政拮据。又因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逃亡，而寺院经济却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加之边疆多事，朝廷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因而急需整顿颓坏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社会纲纪，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这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韩愈提出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家的“法统”，开启了“道学”的先河；柳宗元等人则提出“统合释儒”，其目的是取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用以改造、丰富、振兴儒学。
——摘编自杨荫楼《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材料二 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改造为玄学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其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发愤图强等性格。同时应该看到程朱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即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泯灭。
——摘编自宋钦顺《浅谈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发展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述唐代两次儒学复兴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程朱理学的认识。
材料一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除改进和创新的农具、提高水肥管理技术的外，农书的编纂与印刷也是重要表现。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中央政府下令刊刻《四时纂要》等月令体农书，并颁发给地方官员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书中所述的农业知识的传播、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当时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农书往往篇幅宏大，字数较多，图文并茂。在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每4户就有一册，更为普及的历书客观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殷三、李浩《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宋元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认为“农桑，王政之本也”。宋元时期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农桑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城市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农学著作记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如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就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国外情况。
——摘编自朱晓琴、员立亭《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特点及社会原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元时期农学著作的主要种类。(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元时期农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美国杜鲁门政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看作是“受苏联控制、支持的结果”，继续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就关死了美国与新中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正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毛泽东感到新中国有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有利于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有利于共同对付面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积极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上予以援助，这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摘编自徐如军《论新中国外交思想三个层面的转变》
材料二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这次调整自然与国际局势的变迁有重大关系，美苏两国在冷战中加强了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追求。在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将外交政策的内涵定义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其中的“不结盟”更加鲜明地强调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完全独立与自主。
——摘编自伏文艳、江敏《国际局势变迁视野下新中国外交思想审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意义。
材料一 孔子说：“士必悫（què，恭谨）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告诫人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宋代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东汉思想家王符著《潜夫论》，广论古今，提出选拔人才一定要“不弃疏远，不轻幼贱，又参而任之”。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地主集团，但贞观年间居相位者25人，非关陇集团占18人。李世民曾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只有放宽眼界，才能得到较为理想的人才。
——摘编自韩丹、钟素芬《中国古代人才观探析》
材料二 与古代传统的人才观相比，洋务派更加倾向于在“西学”中，而不是在“经史”中寻找治世的实用知识和本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认为西方的实用技艺之学较之传统的经史之学是中国更急需的知识。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拓宽了人才视野，如梁启超在撰成的《新民说》中，将“新民”应具备的素质概括为18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尽性主义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需要的是具有民主共和精神与健全人格的新型人才，并确立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摘编自祝彦《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的人才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人才观体现的原则。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近代中国人才观出现的新变化，并谈谈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1069年，北宋王安石进行变法。主要内容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除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各项新法由于用人不当、宋神宗的动摇和逝世等原因最终被废除。
明朝中期以后，社会危机凸显。万历年间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主要内容有：一是整频吏治。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率大为提高。二是整饬边防，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从而西北边塞安宁，二十余年没有战争。三是兴修水利。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四是清丈田地。此法清查出了一部分素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五是一条鞭法。主要解决“役”的征收问题。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边防实力增强。
——摘编自赵黎君《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异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1950年，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有效保证了新中国的安全不受侵犯，便于当时中国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同时，苏联和东欧系统全面地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1950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26%，而到1953年迅速增长到76%。从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
——摘编自晏姣《试析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新时期中国重大外交事件（部分）
| 时间 | 事件 |
| 1979年 |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 1988年 | 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 |
| 1991年 | 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
| 1997年 | 中国与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即“10+1”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 |
| 2000年 | 成立中非合作论坛 |
| 2001年 | 加入 WTO；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
| 2003年 | 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 2016年 | 举办G20杭州峰会 |
| 2017年 | 中国主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