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地课和盐铁等专卖收入为主，并不计算海关征收的“区区税银”，仅把开海贸易作为天朝“怀柔远人”的一种恩赐，所以关税正额定得比较低。1757年，乾隆帝将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贸易仅限定于广州一口，由粤海关负责广州的对外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方在香港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中英双方议定税率时，以粤海关原有的正额税率为参照基础，但实际上正额税率极低，粤海关在征税过程中，除了正额税收，尚有行用、规礼、羡耗等杂项征额，且征收比例较高。新税则把此类征项一律摒弃，因此，新税则所议定的进出口税率比原来的正额税率有所提高，但比原实征税率则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蔡晓龙《对近代第一个海关税则的一点新认识》
材料二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必须以保护国家工业化为主”。1951年5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其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为52.9%。
——摘编自张忆良《中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演变及其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在乾隆年间与道光年间关税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晚清关税政策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关税政策的特点及其实施的意义。
开封：仅据天下之冲，还是奠万世之基？
材料一 （976年，宋太祖西巡洛阳，有意迁都于此，甚或迁都长安，并就此与大臣展开了一场讨论。）
李怀忠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晋王亦曰：“迁都未便。
宋太祖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曰：“在德不在险。
宋太祖日：“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气温变化曲线图
——据邓小南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分析说明北宋继续以开封为都城的利弊。材料一 （中古时期的欧洲社会）存在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领主附庸集团…它与同样带有军事色彩的领主、农奴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贵族等级制度；教会开始拥有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握世俗的伦理和信仰。
——据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对许多人来说，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由于种种原因，对中世纪的这种不公道的观点持续了整整500年。无论如何，中世纪都不是一个沉睡的、可怕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美】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
材料三 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立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主流体制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
——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古时期西欧社会的基本特征。（2）依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对欧洲中世纪所持的观点，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对该观点加以阐释。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忧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已无力承受新办工业所需资金，将目光转向买办和富商群体，希望借他们的力量缓解经费上的困难。外商在华创办企业时，也遇到资金不足和周转问题，他们向华人募股，受丰厚利润的引诱，部分买办和富商开始在外资企业附股并获取了不菲的收入。1867年，中国最早留美学生容闳上书建议募股组建新轮船公司，1872年，李鸿章筹建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该公司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官股在公司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摘编自：张乐融 《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材料二 1983年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1984年7月20日，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登堂入室。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境外上市。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摘编自：黄泽华《中国股份制改革三十年回眸》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股份制企业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股份制企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儒家在先秦以“子学”形式存在，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汉代儒学在继承孔子、孟子等人思想的同时，转而以“经学”为主要存在形式。儒生将孔子整理的典籍封为经典，即“五经”。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汉代儒家经学成为朝廷认可的官方学术。《春秋》被用作审判罪犯的标准，《诗经》则被当作谏书以规劝执政者。孔子则被描述为天庭的圣人，为汉立法制宪，祭孔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 晚明清初，随着对王学末流的批判，王学营垒发生分化并走向衰落。程朱理学则被认为视为救治王学弊病的重要选择，并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康熙帝则升享朱熹于十哲之列。一些不愿固守理学的学者，弃宋儒而对汉代经学情有独钟，顾炎武、黄宗羲等为提倡经学之代表。在反思理学、探索学术出路的同时，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诸子学，诸子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顾炎武就称赞先秦诸子“皆自成一家言”。以颜元为代表的学派同顾炎武等人一样，对空谈心性深恶痛绝，其讲学时礼、乐、书、数、射御、技击等无所不包。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一部分学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学信奉者，如徐光启等人，中国的学术视野得以开阔。
——摘编自：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代思想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清初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欧洲社会掀起了“中国热”。中国文化随着中国商品被带到欧洲各国，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传教士们为欧洲“中国热”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使节和旅行家也留下了关于中国的著作。当时的法国处于专横的君主统治之下，社会政治改革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法国知识界希望能从中国借鉴经验改造法国社会。其中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认知最为典型。
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一个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君主们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他们以理性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治理国家；中国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文官系统，各个机构之间互相牵制，没有出现专权的现象；中国皇帝统治仁慈，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中国的法律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完美；人们互相之间没有等级差别，大家以礼相待，和平相处。中国的土地耕作达到了欧洲尚未接近的完善程度，中国城市经济繁荣，乡村人们生活富庶……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不存在牵制皇权的中间贵族势力；官吏和皇帝之间只是从属关系，皇帝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中国的伦理道德为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提供了合法性；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宗教力量不能与皇权抗衡；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除此之外，孟德斯鸠也肯定了中国的科举取士、监察制度、重农政策，量刑合理、礼教约束……
——摘编自邱海燕《试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中国政治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17、18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的原因。
（2）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中国政治观，任选其一进行评述。
材料一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在治理手段上，儒家先哲共同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用仁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法家推崇的“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即君王统治臣民的工具；就治理思想而言，儒家以仁、德、礼来规范权力，君权神授的观点也一定程度规范了权力，法家也要求君王要循道用天。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大一统”形成共鸣性认同，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心理需求不断地绵延存续，符合历史的潮流，但也易形成君王认为权力随心所欲地使用理所应当。王朝的更替，都是在一个权力中心的统治之下。
——据宋清员《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等
材料二 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群自由、平等的城邦公民走向广场等公共场所，基于说服和对话的方式共同商议有关公共生活的事宜，并通过制定契约或法律来规范公民之间的生活，以此种方式共同追求至善的城邦生活，这种众人之治意味着法治。古希腊人认为一个人的统治（君主政体）容易导致对臣民的暴政，从而滑落为僭主统治，那将是人们的不幸。古希腊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思维，到罗马基督教倡导神人二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划分，这种二分思维对以后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二分起到促进作用，注重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从而保障个人权利。
——据宋清员《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西方国家治理思想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材料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合众）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嫡长子）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司马迁《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
从材料中任意提取三条信息，并逐条分析其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话、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做相与做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二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共有2500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及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促成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祖国建设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