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公民”最早由古希腊哲人狄奥根尼提出，“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除奴隶主和奴隶之外的自由民渴望休养生息，这种对古希腊世界及各城邦止战、和平、 美德的思想在苏格拉底等哲人的论述中大量存在。雅典斯多葛学派系统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思想，应废除国家的界限，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然而正如有研究者分析指出，“(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不加掩饰地向我们揭示了(雅典)平等的真相。”随着国内公民集体民主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上扩张之路。雅典奴隶制的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侵略性，即侵略、掠夺、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趋向。最终在内外矛盾之下， 成为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摘编自宋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教育溯源：“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材料二   据学者统计，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这一天，全世界还有5000万人在流浪，或者在集中营中，或者在四处逃生，更有2000万人，彻底的失去了家园。而德国法西斯，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也付出了600万国民的代价。战后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这两个欧洲宿怨深厚的邻居开始，……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此时的合作不仅在区域出现也在世界出现。

——摘编自《大国崛起》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 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材料   传统观点认为，正是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苏德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处于绝对优势的纳粹德国在战役中元气大伤，而苏联则是乘势而上，不断取得重大战役的胜利，为最终打败纳粹德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世界意义上看，斯大林格勒战役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因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同意1943年是二战进入根本转折的一年，但他更强调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而并未明确上升到二战转折点的高度。英国人似乎也不太同意这一论断，著名史学家查尔斯·富勒就曾指出：“阿拉曼战役是为保卫盟国利益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场陆战。”这无疑是把阿拉曼战役视为二战的转折。另一位英国学者H·鲍德温在《胜败之战》中，更是列举出了十几个二战的转折点，涵盖了二战的各大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只是其中之一。近几年，俄罗斯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观点表达不同看法。

历史学家安.尼……梅尔察洛夫就认为二战的转折不可能在某一次战争中完成，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认为之前的莫斯科保卫战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转折的继续。

——摘编自高强《被误读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非洲决不是一个因其居民的天生缺陷或低劣而一直处在人类发展进步法则之外的某种野蛮落后博物馆”，非洲史学者巴西尔·戴维森提醒人们：“非洲与任何其他大陆一样，拥有需要对之进行严肃研究的历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史学家只研究那些留下了书面记录的社会，而没有书面记录的时代和地区则交给了考古学家。……非洲史学家们以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方法为其崇尚，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强调利用能告诉他们非洲过去发生过什么的任何形式的证据。

                                                                                                            ——埃里克·吉尔伯特等《非洲史》

材料二 西方心理学包含着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需要，那就是把非洲当成欧洲的陪衬，当成一个既遥远又不了解的虚无缥缈的地方，以此来烘托出欧洲自己的智力优越性。

                                                                                             ——阿契贝《1967—1987年论说文集：希望与障碍》

材料   胡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提出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章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激烈论辩，结果其“阶级斗争是划分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标准”的观点被学者普遍接受。于是，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的划分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随着时代前进，局限愈发显现。进入1980年代胡绳曾多次建议打通1840-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1997年他重提这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胡绳以他的声望，登高一呼，加上学者们的及时跟进论证，史学界最终达成共识。

——摘编自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