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海上格局指国家力量在海上的对比态势。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海上霸主。17世纪中后期，在与英国海战失利后，荷兰霸主地位被取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多次击败法国，维持了海上霸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海权崛起，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21世纪以来，“海上多极”趋势明显。

海上格局转换的焦点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力量对比的竞争；二是关于海洋规则的博弈。西方国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对海洋规则的理解上，各海洋强国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尤其在主权和安全理念方面，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与后发海洋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国际秩序的建立或塑造离不开实力的支撑。

随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各海洋强国既需要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又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协调一致。由于海洋环境恶化、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发酵，人类正在迈入全方位认知、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

——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材料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生活保障建设。1948年，东北行政区委员会颁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解放后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经验并奠定了基础。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位得知此消息的职工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到1952年11月底，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企业达2860家，职工320万人。1953年，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1956年，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职工达到1600万，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签订了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10倍，合计共有2300多万职工享受了《劳保条例》规定的不同保险待遇。至此，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占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956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

材料   1921年，法国国防部长马奇诺在“停战车厢”揭幕仪式上说，要追念那些伟大的逝者，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德意志帝国在这片具有历史意义的空地上吞下败果。1934年7月13～16日，前往贡比涅森林朝圣的法国老兵J.埃泰写道：“在这片森林中一个庄严的角落，可怕的噩梦得以终结……，胜利者应当自豪，失败者则应感到羞耻。”利用复仇情绪上台的德国纳粹党在1940年占领法国后，德军凯尔特将军在“停战车厢”内宣称：“对德意志民族的摧残与羞辱肇始于此。”法国投降仪式结束后，德军将这节车厢运到柏林。

20世纪50年代，“停战车厢”重回贡比涅森林，两国民众面对过往时，愈发呈现出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2018年11月10日下午，法国总统与德国总理在贡比涅森林“停战车厢”前共同参加一战停战百年的纪念活动，携手跨越历史恩怨，开创了合作的新篇。

——摘编自江天岳《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