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分析说明泉州地区各种宗教得以长期共存和谐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欧洲宗教战争爆发的背景，并分析宗教宽容原则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降，独立、腐朽的中国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此掀开了民族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大幕。其间各种西方思潮，各种近代政治制度，都曾在中国试验、演绎。然而，尽管效法西方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参与传播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一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还有一部分非党派进步人士，如陈溥贤（渊泉）、邵飘萍、张西曼、沈玄庐、俞颂华等，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1919年9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表示自己确实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1920年春，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进行建党活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田子渝、徐方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
材料二：1943年，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准。比如，翦伯赞高度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关联互动，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
——摘编自陈峰《翦伯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代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翦伯赞的思想主张。各举一例史实阐释你对“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与“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小人体”的理解。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财政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财政治理的变迁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西方主流史学界认为，在“封土建国”“主权分散”含义上，中国西周的分封制与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有形貌上的类似之处:土地、人民和权力被层层分封;有采邑（领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领主），既承担军事及财赋义务，又具备政权独立性;对下面的采邑内的附庸，则是政治、经济上的主宰者。但二者的结构和宗旨又存在明亚差别。西欧的封建制度，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是战乱频仍、匪盗横行的背景下强权者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而建立的一种互惠性契约关系，可称之为“契约封建制”。西周的分封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控制的“宗法封建制”。
——摘编自冯天瑜《封建考论》
材料二 4至5世纪，当时的中国与罗马帝国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和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氏、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1)根据材料， 归纳西周的分封制和西欧的封建制度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史实。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历史上现象相似结果却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三教合祀庙宇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改革在瑞士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宗教文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宋代都城东京园林开放情况表
| 类型 | 代表园林 | 规模 | 开放时间 | 公共活动 | 分布特点 |
| 寺观 园林 | 大相国寺 浙尼寺 | 数量多，开放面积大 | 佛事盛典；日常生活重要节日； | 宗教、游憩、商业 | 寺庙遍布街巷 |
| 皇家 园林 | 琼林苑 金明池 | 向民众定期开放，开放面积小 | “开池”、上元、端午等节日 | 划龙舟等赛事；各类游憩；民间商业活动 | 散点而成片，多处于都城城关 |
| 街道 园林 | 居住区、城关、桥头、码头等 | 多、宽窄有间 | 全天开放 | 全天式商业、游憩、市民交往、观赏 | 形成街巷空间体系；民间自发多于官府 |
——据龙婷等《唐宋都城公共园林比校分析及现代城市更新启示》整理
材料二 1833年，英国皇家委员会经调查后，认为应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空间建设；1835年，议会通过了法令允许在任何一个大多数纳税人要求建公园的城镇建立公共园林；1859年，议会通过《娱乐地法》允许地方当局为建设公园而征收地方税。全国范围内各城市掀起了公园建设的热潮，将公园的建设和城市的改造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44年，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是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童义的城市公园，随后在英国各地均发起了公共园林的建设浪潮。1847年以后的很多私家园林也纷纷面向社会开放，或将其改为城市公园。 如伦敦的海德公园由之前的皇家猎苑变成伦敦人的时尚旅游地。这座占地142公顷的大公园现在是伦敦市民喜爱的日常活动，以及举办各种庆典活动、娱乐表演和群众聚会的场所。
——摘编自王丹丹《园林的公共性——西方社会背景下公共园林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宋代都城园林开放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英国公共园林建设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澳门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并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后，这条航线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活动，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由中国贸易舰队司令指挥的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美洲经里斯本运来的白银，在抵达澳门的一年里，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以及铅、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等商品，到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在澳门用日本的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黄金及其他货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印度。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材料二 抗战以后，政府在重庆相继设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海关总税务司等外贸经营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战时贸易统制政策，推行国营外贸制度，统筹易货贸易，垄断指定外销农产品和特种矿产品的购销，及时调整进口商品结构，鼓励和疏导大宗必需品进口……如果说云南、广西的海关是国统区外贸的前沿的话，那么重庆则是它的后方供给地，因为重庆不但有充足的物资，而且处于西南国际交通路线的起点……抗战时期重庆外贸总值是大大地减少了。战前的1936年重庆进出口总值9135.7万元，到1945年下降到3187.4万元。
——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澳门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航线中的地位，并分析“这条航线”的贸易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重庆对外贸易的基本状况，并分析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汉代政府在河西设驿站，保护丝路上的使者、商贾。汉朝派赴中亚的各国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运往中亚。大宛的葡萄、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以及异城的杂技、胭脂、音乐绘画艺术和风土人情也传入中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汉灵帝时兴起“胡化”浪潮，“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筷、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总之，汉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摘编自韩养民《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颤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摘编自徐启瑞《近代以来中国西方观的嬗变》
材料三 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偶议10周年。目前已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全新合作模式。
| 时间 | 提出 |
| 2013年9月 |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
| 2013年10月 | 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期间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讲话，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授资银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2014年6月 | 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带一路”的提法，并对丝绸之路精神和"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坚持的原则作出系统阐述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前期国人对西方认知历程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并就“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简要评述。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但是，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因素。
——改编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人对战争前途走向的认知，既非从始至终都存有必胜信念，也非一直悲观失望，而是随战争形势起落，几经变化。1938年10月后受战争形势影响，悲观情绪不断滋长，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前相比明显下降。……1943年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令）我们愉快的是百年的锁链已开始解除，我们更能挺起胸，昂起头，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战到底。”
——改编自《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心理变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和1938年相比，1943年国民重拾抗战信心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