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医疗的磨制石针。《黄帝内经》融合阴阳五行、经络腧穴、人体与自然相应等学说，构建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因针灸便于操作，医者多加以提儡，百姓亦略知负疗；皇甫谥所撰《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唐朝出现专门的“针师”和“灸师”,针灸成为太医署的专业之一。北宋针灸家王惟一设计制成铜人模型，作为教学和考试之用。明代，针灸学文献丰富、名家辈出。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中医学处境艰难，险遭扼杀，针灸也遭到歧视和排斥。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成为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如征集整理并公开民间针负秘术、改编传统针灸入门医书以便普通读者接受、运用生理解剖学论证解释经络学说等。
——摘编自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等
材料三 针灸6世纪开始传到朝鲜、日本、印度，16世纪传到欧洲。新中国成立以来，针灸学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创办针负培训班，为许多国家培养了针灸人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中医针灸”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针灸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民国时期针灸学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针灸学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跨区城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等。
-—罗威廉《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
材料二：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出现“第二次商业革命”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明末清初，促进思想界的活跃的背景。
材料一：汉代察举制与唐代科举制之比较
| 察举制 | 科举制 | |
| 内容 | 地方长官选拔，送到中央，后汉中叶有考试形式；以地方均衡为原则；重德行（孝），重事功（廉）。 | 个人自由向地方政府报名，送中央考试录取；全凭个人才学自由竞争；重才学，尤重诗文。 |
| 影响 | 人才分布四方，地方政治优良；官与吏之仕途不分，行政经验丰富；经学（自有家法）法学能世家，终形成门阀社会。 | 人才群趋中央，增加对中央之向心力；加重官与吏分为两途之趋势，形成吏员政治；文学靠天才性灵，不能世家，不致形成固定阶级。 |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料二：英国是最早形成文官系统的西方国家（文官指事务官，即脱离政治争斗影响，担任实际行政事务的可永久任职的工作人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官吏任用制度仍深受封建恩赐制影响，任用私人和卖官鬻爵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蒸蒸日上的态势与人才奇缺、效率超低的政府工作职能的矛盾不断升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853年英国的《麦克莱报告》指出：职员任用须经公司竞争考试，考试及格后再受训二年，期满按成绩分配工作。这一报告影响至深，英国行政部门流行的“通才教育”传统即追溯于此。
——摘编自陈小锦《从英国文官考选制度看清末科举制的衰亡》
材料三：英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取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古代经典内容，因而后来能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仿效。
——摘编自李兵、刘海峰《科举：不只是考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能够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官制度建立的背景及其主要特征。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及作用。
材料一 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要多办学堂来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重视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政府海权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今天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官分途原则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试图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秦勃《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科举制与察举制相比的“重大历史进步”之处，扼要说明科举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的表现，从对官员“德”“才”要求方面指出中国古代官员选拔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以来西方文官制度原则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说明孙中山提出“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思想的缘由，结合所学，简析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并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政治架构被打破，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然。1618—1648年，欧洲“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爆发“三十年战争”，战后签订的和约确立了缔约各方的“国家主权”，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借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促进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卢梭为“消解封建君主合法性基础”所提出的主张。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迫卷入西方所谓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迅速舶来并逐渐取代沿袭几千年的天下王朝观念。在“国将不国”的现实下，形塑一个西方式的强大的现代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血统种族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相结合，指出中国应加以根本改造，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包含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浙考神墙750
——摘编自宋盼盼、周传斌《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三次转换论析》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背景。结合所学，列举20世纪前20年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材料三 一战以后，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演化为“民族自决”原则，其首倡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作为霸权更替的获胜者，美国可以借此削弱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然而，这一原则在一战结束后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各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自决的名义，来争取其独立地位。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原因，指出这一时期印度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努力。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年蔡元培兴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北宋兴学与蔡元培教育改革成效有限的共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