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2年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他力主“变法图强”，近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远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修律指导思想，起草新式法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草案》、《国籍条例》等，基本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由他制定的《破产律》完全抄自日本破产法，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产生严重抵牾而流于具文。晚清政治改良的最终失败，使修律与司法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却推动了近代法律的转型发展。
——摘编自张普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转型》
材料二 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是为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标志。但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并不完备，其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款为最高行政中枢。由于总统府和国务院都被赋予了相当的行政权，而《临时约法》又“并未说明内阁是对总统或是对议会承担责任”，于是导致了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二元化政体格局。…从民初政治的实践上看，斯时真可谓政争不断。
——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或宪法性质文件
时间 | 宪法名称 | 核心内容 |
1931年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确认实行工农兵民主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 |
1941年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按照“三三制”组织抗日民主政权 |
1946年 |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 边区实行人民代表会议，保障人民各项权利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修律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2)根基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的背景，概括它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制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至19世纪末，拉丁美洲工农结合的香蕉种植园和现代采矿区，都非常普遍采用机械化生产，这些技术深远地改变了巴拿马和拉美民众的生活方式。1821年，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巴拿马人已经开始参与共和制下的政治选举，不同肤色的公民均享受法律上的平等，这完全是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一种挑战。作为殖民者，美国人将殖民、破坏和侵占美化成“西方文明论”的救赎，带着傲慢与成见，认为巴拿马始终生活在一个天然、原始、蒙昧的时代，而实际上他们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摘编自（哥伦比亚）拉索《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
材料二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卡特政府通过艰难的双重政治博弈，最终使得运河新约达成。根据运河新约的相关规定，美国至少在名义和法理上不得不放弃对运河区的永久直接政治和军事占领，大幅度增加了所付的运河年度租金。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长达23年的运河经营和管理过渡期。通过逐步有序的权力移交，美国规避了运河经营和管理问题上的真正失控，在过渡期结束后还有权力和资格继续负责运河的实际防务安全。
——杨建国《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巴拿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含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卡特政府批准运河新约的实质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20—30年代，“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一批知识分子，怀着救世济民的真诚愿望，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他们认为乡村治理不只是简单的农村经济改良工作，而是一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摘编自张忠民《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取得成效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中世纪不仅见证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崛起，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出现了——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基督教的怀抱中诞生，它不囿于基督教的教义传授，反而形成了求真和求善的大学精神。西欧中世纪大学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获得了包含种种特权的“特许状”，其中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最核心的内容，即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是具有一定自由度或独立性的高等教育教学机构。大学成为当时最具特权和声望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与框架性的历史元素，为理解现代大学概念提供了源头性的诠释。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材料二 18世纪后半期，人们相信，启蒙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并且认为通过启蒙，流行的愚蠢会被克服。在这种观点看来，有用的理论应该能先在实际事务中解决问题。大学和类似的机构要讲授的不应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应是经济学、技术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类的学科，实际操作的知识优于口耳相传的知识。在许多大学里，像这类学科，如法国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学，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然法学，都得到了加强或第一次开设。无需证明的信念和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被放弃，学校越来越多地教育学生自己思考。
——摘编自赵敏《启蒙运动对18世纪欧洲大学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大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材料一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卖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 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士大夫阅读与古代相比有何不同，并分析“阅读革命”兴起的背景。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休闲生活视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古希腊每年有50多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政府要求一个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好公民，不必人人都是“至善的人”，公民个人的“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当人的自然人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应依据自然法而行动。在国家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享受休闲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城邦（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判断一个城邦政治是否修明的重要指标。在个人层面上，对休闲生活的选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享受休闲生活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玉芝《中西方古代社会休闲观念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厂中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使工人定时休闲的时间有所增加。在1850年以前很多产业工人就开始享受星期六半日假。1859年据工厂视察员报道，工厂法的实行，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与此同时，工业化生产使日常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休闲的方式和内容。是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收入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正是由于收入的增加，才使商业化休闲活动和新式休闲消费品得以稳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时期的铁路不仅能够通往工厂或办公室，还能通往海滨和乡村，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摘编自马婕好《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材料三 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不仅给人们观念带来根本的转变，而且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它使个体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自主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日益发展的横向文化交流、融合中，将越来越形成高度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生活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摘编自刘海春《现代休闲生活方式的本质、样态及未来走向》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对休闲生活的态度。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休闲生活转型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全球化对现代休闲生活的影响并概括推动民众休闲生活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评析这一时期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调整贸易政策的背景，并谈谈你对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自西周亡于戎狄东侵，四方民族开始由四方向中原逐鹿，戎起于西而东向祸周，狄起于北而东向侵邢、卫、齐、鲁，又南下祸周、郑。荆蛮自南北上，侵郑窥周又东与吴争两淮。东夷自山东半岛南下淮南、皖北。吴越起于江浙而北上黄池、徐州争盟。四方民族的入侵，在中原出现抵御入侵的战争，这样形成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轮流坐庄的霸主政治。四方民族和中原人民充分地交流，加速了蛮夷戎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进一步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异，为华夏族的形成积蓄了丰厚的基础。长期的斗争促进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转变，积极地促成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形成。
——摘编自郑梅玲《论春秋时期民族的迁徙转化》
材料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相继成为直接作战的战场。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自此始，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踏上西迁之旅。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
——摘编自谭刚《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周时期民族迁徙的特点，并说明其产生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战时期人口迁徙的新变化，并分析当时人口大规模内迁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