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述滇藏茶马古道下民族交融的条件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材料一 夏商时期，邦国内部血缘关系很大，各邦各族采取同族人聚居的单纯组织方式，这种聚居方式凝聚成一股邦族延续生存的强烈自我意识。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不同邦族间会产生很难消弭的文化心理隔阂，此疆彼界，互不相容，不同邦族间也会由于各种原因组成各种联合，但只限于外部联合，很难使各自的势力深入对方组织内部。作为基本的存在单位，各邦各族仍是独立的单元，因此，各邦各族独立自存又难于相互接容，致使邦国林立的局面长期存在而难以结束。
——摘编自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材料二 在统一的王权政治下，各个非周族群都以政治上的从周感超越了之前的“我族”心理与认知。或者说，周朝所建立的“单血缘支配的社会”超越了每一个族群中血缘组织的力量，以分封制的形式贯彻了王权政治至高无上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统一政治认同下，每一个血缘邦族的“小我”力量弱化，一个政治体推动的“华夏”建立起来。
——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基于宗法分封制向君主集权制转变的线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夏商时期国家形态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推行分封制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冶铁业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其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冀、晋、鲁、陕等地区。产铁之地设铁官，专管冶铁和铸造铁器，全国共有49处。较大的冶铸作坊有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炼铁炉种类多，所用技术较为先进。生铁炒炼成钢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铁产量。汉代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我国古代主要农具大部分已在汉代出现，可分为垦耕工具、播种工具、整地工具和收获工具等类型。
——摘编自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山西等地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246个铁矿产地，这为后来我国冶金勘探部门“就矿找矿”提供了历史线索，非常利于我国铁矿普查任务的完成。明代在这些铁矿上，建立了许多官营、民营冶铁场所。随着工匠管理体制的改革，民营铁矿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不少冶铁工业城镇涌现，如佛山镇“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治之巧，四方商贩辐揍”，江苏的吴江县庞村，嘉靖时“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高超的“生铁淋口”技术不仅用于生产农具、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还铸造了出口到日本、朝鲜等地的铁钟、铁菩萨等艺术品。
——摘编自黄启臣《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冶铁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汉代相比，明代冶铁业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材料二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据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材料三 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据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则材料对研究中华文明的史料价值并说明你的依据。(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材料一 表：巴拿马运河的变迁
| 时间 | 事件 |
| 16世纪 | 西班牙国王下令进行运河开凿的测量，受限于技术条件和拉美独立运动的开展，运河开凿没有进展。 |
| 1879年 | 法国全面负责运河开凿，因流行病发生及财政困难，挖凿工程于1889年停顿。 |
| 1901年 | 美国获得开凿、经营和管理运河的特权。随后，美国与巴拿马签订条约，规定巴拿马不得在运河区执行国家主权，由美国任命总督，施行美国法律并驻军。 |
| 1914年 | 运河正式通航，沟通了两大洋。 |
| 1963年 | 迫于巴拿马群众要求恢复运河主权的斗争，美国同巴拿马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在运河区同时悬挂两国国旗。 |
| 1964年 | 美国撕毁协议，连续几天单独升美国国旗，引发了巴拿马反美爱国风暴。 |
| 1977年 | 巴拿马与美国签订全部收回运河的管理和防务权的新约。 |
| 1999年 | 巴拿马于12月31日正式收回对运河行使主权。 |
材料二
1956年埃及时政漫画《苏伊士运河的巨人》
注:漫画中一艘印有英法美三国国旗的轮船以“国际交流”的名义通过苏伊士运河，而埃及总统纳赛尔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子两腿横跨苏伊士运河将船栏住。纳赛尔后面坐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
——选自吴广伦《老漫画中的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变迁”，概括一条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或趋势，并予以简要说明。
(2)提取材料二反映的历史信息，并说明时政类漫画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其次，农耕民族相较之下又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甚至借鉴了入侵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材料二 1559年拉姆西奥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让欧洲人了解到茶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17世纪初，西方人成批地来到中国，他们将中国茶带到欧洲大陆，很快欧洲人就认可和感受到了茶这种东方饮品的神奇魅力，并从茶叶贸易中找到了巨大商机。早期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给西方的一些学者提供了不少研究中国的材料。17、18世纪宫廷贵族追捧的饮茶之风在民间普及开来，英国社会一改酗酒的靡靡之风，开创一股文明绅士的饮茶风尚，中国茶所传递的精致典雅的东方美学和美容养颜的功效为西方女性所推崇备至。
——摘编自盛敏《近代中国茶文化向西欧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1)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阐述材料一中“文化交流的形式”。(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茶叶在16-18世纪中欧交流中的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化交流的方式有哪些。
材料一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红色音乐紧密联系革命战争，走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作了《八一起义》《秋收暴动歌》《红军纪律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作品。由于根据地众多条件的限制，苏区的红色音乐大都以现有的并且在根据地流行甚广的民间传统音乐或国外音乐的歌调为基础，配上全新的革命歌词。
1937—1942年的五年间，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音乐工作者涌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趋于成熟，出现了《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东方红》《白毛女》等作品，代表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略。
——摘编自梅世昌《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材料二1949—1956年的《歌唱祖国》以刚柔并济、抑扬顿挫的旋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塑造和展现了“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勇敢坚强的性格”。1964年10月开始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党史为线索，描绘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69年，殷承宗等人改编并重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被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制作成唱片，在国际上广为发行。
——摘编自张家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红色音乐在两个根据地时期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音乐传播的意义。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发展进行解读。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2）梁启超认为“新民”应具有哪些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3）结合材料，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选取恰当一例，说明中华文明之精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是怎样得到创新性运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