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出现民族史撰述高潮的历史背景，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知识，说明王桐龄、吕思勉等著述观点的局限。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顾颉刚和费孝通在中国民族研究上观点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唐玄宗时，多贯赐妃嫔和大臣。负责管理赋税的王供“岁进钱宝百亿，便入内库（又称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开启官吏向皇帝进贡之风。……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出（售卖）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用以补充军费开支。
——据《旧唐书》
材料二 唐朝“盈”字款的瓷器多为白瓷。“盈”、“进奉”、“翰林”款等宫廷属性明显的瓷器多见于唐长安大明宫等宫廷遗址之中，但在西明寺、长安新昌坊及河北易县等非高级贵族的唐墓中也有发现。
——摘编自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
材料三 大历元年（766年），代宗生日，“诸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钱二十四万。”肃宗、代宗以后，进奉者多以节度使为主，德、宪二朝进奉的区域集中于东南江淮诸道。
——项坤鹏《“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
(1)根据材料一、二判断“盈”字款绿釉碗和“进奉”款白釉彩盘这两件瓷器的出处并说明理由。
(2)综合以上材料，分析“探究瓷器的出处”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唐朝历史有何具体价值。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阅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维新前后士人西书阅读出现变化的原因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议会通过了两项改造水路的立法。1571年通过了一个使韦兰河通往大海的议会法案。1571年通过了第二项议会法案,授权伦敦市的公司给通往伦敦北部的利河改造提供资金。为了拓展英国的海外运输,17世纪中期,英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航海条例和航海法案,禁止外国船只在英国沿海航行,禁止用外国船只装载外国货进入英国港口。工业革命初期,英国运河运输兴旺起来。英国运河运输业的发展既得力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又受益于政府引导和扶持。运河兴建过程中出现的购买土地、江河改道、穿越公路等问题,国家统一协调。有许多运河获得政府资助。此外,国家还给运河运输业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如减免税收。但随着铁路兴起,运河运输逐渐衰落下去。
—摘编自张卫良《工业革命前英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材料二 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清政府设立机构进行管理。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和电邮。1907年,邮传部下设船政司,专门管理水上交通。清末邮传部为了振兴航运业,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查各地航运业发展状况;制订注册章程,健全规章制度;以资金补助航运。此外,邮传部还制订内河航运计划,积极发展内河航运,采取措施反对垄断。为了对抗外国航运公司,成立中美轮船公司,开通国际航线。邮传部竭力维持中国航运业发展。民国元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分为总务、路政和邮电三股,船政由邮电股兼管,不久设航政司专管。民国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范水上交通,例如《航舶法从船舶登记法川内河航运章程》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水路运输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水路运输相较于近代英国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水路运输的认识。
江村大墓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群臣遵其遗诏葬于霸陵，但霸陵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
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亚”字形大墓。“亚”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下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1)阅读材料，概括指出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的理由有哪些？
(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指出江村大墓印证了汉朝的哪些时代特点？
材料一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西南、西北等地。内迁企业克服困难，迅速复工，不但制造了许多新设工厂急需的机器，而且生产了大量武器军火。四川在抗战前仅有工厂113家，到1942年就猛增至1654家。上海五金厂先迁武汉，后并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专门制造军火设备和修理军械。1942年与1939年相比，大后方的发电量增长59.4%，钢增长1013%，工具机增长111%，作业机增长120%，动力机增长2119%，汽油增长10020%。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内迁工厂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都有所提高，如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品，达到了国际免检标准；由于军事和民用的需要，被服、食品，纺织厂和面粉厂的利润高达90%，生产规模大有扩充。内迁的民族企业家胡厥文、颜耀秋，还联合范旭东、李烛尘、吴羹梅等实业界人士，起来组织政党抑制国民党的独裁，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摘编自曾长秋《抗战时期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其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时期我国沿海沿江工厂内迁的重大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其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