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表西方足球运动发展大事记（节选）

——据张德福、崔永智《外国体育简史》等整理而成

材料一   工业革命前，英国对棉纺织业领域大力改良，这是英国基于其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而对自身经济结构采取的一种主动调整。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仅靠贵金属来平衡旷日持久的贸易逆差已经难以为继，西欧国家必须从进口转向生产，方能逆转此种态势。因而，与东方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张琼《试论东方贸易对工业革命的促生作用——以东西方贸易逆差为视角》

材料二   从大航海到1800年的近300年的时间里，在东西方贸易中大量的贵金属，特别是白银，流入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西欧国家在去往东方的航线上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与东方贸易交往过程中所需的大量白银。工业革命之前的东西方贸易基本上是欧洲白银对东方商品的贸易，然而这种贸易违背了西欧重商主义国家企图通过贸易获得贵金属的初衷。英国率先从关注商品的流通领域转到关注商品的生产领域，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摘编自张琼《东西方贸易关系的演变与工业革命的缘起》

材料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社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在思维活跃的时候。社会发展有突进和渐进两种形式，突进表现为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这时，思维活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表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不可遏止的思想解放运动；渐进则是政治上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改进，此时，思想则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而一切暴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只是按固有的思维模式提出一些纲领或改革措施，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单纯的暴力，则只能对社会造成破坏，无益于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赵立史云谋《思想解放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材料   1928年，柳州机械厂成立，先后更名为广西机械厂、航空机械厂、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航空委员会第九修理厂等。

1952年，恢复柳州机械厂的本名。

1953年，研制出1101型4马力汽油机，是我国第一代汽油机，填补了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

1958年，为加快机械工业的发展，广西政府将其扩建为柳州动力机械厂，主要生产船用大型柴油机。

1961年，柳州动力机械厂开始转向生产拖拉机。

1965年，研制生产的丰收牌拖拉机通过专家鉴定被列为国家定型产品。

1966年，厂名更为柳州拖拉机厂，至70年代成为中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年产量达5000台。

1980年，积压拖拉机1713台，工厂提出“以杂养专，不赔不赚”等口号，开始生产缝纫机和棉织机，并自行引进一辆日本微型车研究。

1982年，研制的第一台微型货车LZ110试制成功，被国家计委和机械工业部指定为中国四大微车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1986年，柳州拖拉机厂正式改名柳州微型汽车厂。

1996年，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002年，五菱汽车与上汽集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合作，成立了三方合资的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摘编自《五菱汽车的发展史》

材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投，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冲击——反应”理论。以下是费正清对该理论的解读：“西方是19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的发明者，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

——《剑桥中国晓清史》

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事年表

材料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反思。例如，有学者说：“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活动，中日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并未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则称，鉴于中苏对立，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田中政府的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是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材料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义和团运动”运动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完整。）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   1935年10月，意大利不宣而战，发动全面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甫抵陕北，毛泽东即预言“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认为接下来就是希特勒同各大国打，而且确定无疑。“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

1938年3月，德国侵吞奥地利。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他再次预言“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

——摘编自王树林《毛泽东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

材料   自中国2013年开始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经历了从国内萌生到国际倡导、从为少数人士知晓到全球共知、从部分国家接受到被写入国际组织官方文本的持续进程。其具体成就表现为，在理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深化；在实践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推行务实合作举措、和平对外交往和互利互惠行动。经过十年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成为世界不同文明相处的新范式、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国际交往的新观念、区域合作的新方案、中国智慧的新贡献。展望未来，面对国际利益竞争日益加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我们需要以更长视角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战略定力和政策毅力去化解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

——摘编自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演进及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