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现代化在东亚（包括东南亚）的胜利进展是二战后最令人激动的现象之一。如果说，日本的繁荣还只是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特例，亚洲“四小龙”的成绩又因其相对狭小的规模而限制其普遍意义，那么中国、东盟、印支国家的急起直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东亚奇迹。90年代以来东亚持续上升的趋势，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展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文化圈的前景提供了基础。
追根溯源，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极其广袤的中华文明圈。此文明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认同。汉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越南、朝鲜等。经过中国文化改造过的佛教，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儒学在日本、朝鲜、越南已深入到各自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政治制度之中，与在汉“文化圈”的核心地区——中国的表现形态非常接近。
——摘编自俞新天《东亚文化论坛》
根据材料，结合相关历史知识，就“中华文化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自拟论题，从整体或局部任一角度进行阐释。（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不得抄袭材料中的案例）
材料一
15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海
材料二 郑和的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2.8 万余人，一般的船宽 150英尺，长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宽 180英尺，长444 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 25 英尺，长 120英尺的“圣玛利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利亚号”又比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
仔细阅读材料，结合所学，围绕郑和下西洋，以对照中外、贯通古今的探究方法展开深度思考，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标题自拟，分层阐释，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 王韬（1828—1897）的思想主张
阶段 | 主张 |
墨海书馆时期 （1849—1862年） | 1849年秋，他进入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在他看来，西人“藐视傲睨而不为礼”，与西人通商“即大害之所在”，长此以往“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已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西国所行者……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政教一体”和“君民同治”为立法大谬者 |
流亡海外时期 （1862—1874年） | 1862年，王韬因受太平天国运动牵连，被迫流亡海外。王韬首先批评了鸦片战争后国人的虚骄之气，明确提出因势利导，利用西方之利，师其所长，学习内容多为历算、格致、轮船、织具等。1867年后，他游历英国和参观议院后，称其是“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的重地 |
重回故土时期 （1874—1897年） | 他创办报刊，撰文称中国传统政治症结在于“民视君阀如九重之远矣”。英国立国之基并不在于时人所说的“船坚炮利”，而在于“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法政制度。“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驳驳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摘编自李栋、杨莹《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王韬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光绪庚子，避难他徙。比归，则家产荡然，懊丧欲死。
一日，访友于乡，友言：“乱离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群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钞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痒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急携之归，而不敢示人。
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
——摘编自徐珂《清稗类钞》
提取材料中的一则历史信息，自拟论题，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结合中外历史，评析钱穆的观点。（要求：自拟论题，史论结合，叙述成文，条理清晰）材料
| 士人 | 言行 |
| 春秋末期的孔子 | 倡导“克己复礼为仁"。认为“克己复礼”重在“修己”,但只有“立于礼”的治国者，才能保国兴家，成就大业 |
| 西汉的扬雄 | 在《法言》中记载了一段对话：“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 |
| 北宋的苏轼 | 在《东坡全集》中说：“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 |
|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 | 在《读通鉴论》中说：“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 |
| “最后的大儒”梁漱溟 | 在自长沙回北京的途中，见中原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此心如饮苦药”,遂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投袂而起，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 |
——摘编自陈国质《论士人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信息，指出其呈现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清晰，史论结合。）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组建的淮军，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在组建之初，其装备不仅远逊于同期美国人华尔在上海组建的洋枪队，而且远逊于它的对手太平军。后经李鸿章改革，淮军率先在中国军队中完成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许多武器装备，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淮军威名扫地。淮军士兵由将领亲自招募，他们之间大多具有乡党、姻亲、友朋的裙带关系，士兵对于将领的人身依赖非常严重，军队正常运转实所依靠的正是这种私人感情，淮军的指挥体系是标准的个人指挥体系，营务处虽能分担指挥官的工作压力但却不能提供实际的作战参考，它与强调情报搜集、周密筹划、集体指挥的总参谋部制度比起来相差太远。淮军的军事改革始终没有涉及兵役制度的完善，致使其长期在“增募——裁剪——增募”的雇佣军制中踏步，军队战斗力也随之起伏不定，在遭遇举国动员、全民征战的日本军队时，无论是军队规模还是兵员素质，就难免不落下风了。
——摘编自黄凯《火器引进与淮军军事改革》
根据材料，围绕“中国军事近代化”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一定的民族政策，其中主要有战争与和亲这两种对立的形式。从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关系处理得好则国家兴盛，处理得不好则国家容易走向衰亡。每个民族都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原王朝若是与某个民族（特别是比较强大的族群）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危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尖锐一缓和一交融”的循环之中，尽管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但民族团结和民族交往、交流始终是主流，国家统一始终是总趋势。
——摘编自吴东风《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虽然哥伦布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思想上保留了对中世纪神权的信仰，但他又执着地追求科学知识，后来居然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实际上批判神权的理性主义者；他所从事的航海事业，虽然是在封建生产方式支配下完成的，但是他的行动却得到大商人的资助，客观效果上更多地体现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哥伦布少年时就迷恋着各种有关航海知识的书籍。他研读过古希腊哲学家和当时流行的一些天文学、地理学名著，也批注过一些有关描述东方大国盛况的游记和故事，熟悉并相信被当时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地圆说”。哥伦布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是因为他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哥伦布发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磁力现象”，并把这种技术应用到航海上。1485～1492年，他制订了远航深险的具体计划，并收集了远航所必备的技术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西班牙国王之所以支持哥伦布的冒险行动，这是同西班牙所处的国际环境、西班牙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专制主义王权政治的建立以及具备远洋航行所必备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分不开的。
——摘编自洪国起《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有观点认为，哥伦布开辟新航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上述观点，说明你的判断和理由。（要求：判断明确，理由充分，表述清晰）材料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存在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另一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地重建。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正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购，揭示周期性大动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但是也造成了它在演化中的动态停滞。
——摘编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结合所学习的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对材料观点（一个或者整体）进行评析。（要求：自拟论题、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