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56年，为应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的海上战争行为新问题，巴黎国际会议通过了《巴黎宣言》。这是关于海上封锁问题的第一个国际法宣言，被称为“第一个得到世界承认、并依然调节海上交战权利和中立权利的极其重要的国际性文件”。但其对封锁效力和违禁品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面对20世纪初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1909年英国政府召集国际海军会议，来规范战时海上的国际法规则，通过了《伦敦宣言》。关于封锁的规定包括：封锁的内容、通知封锁的方式以及确定商船是否知悉封锁的判定依据等问题的规定具体而完备，强调了交战国封锁舰队对中立国的责任。《伦敦宣言》关于战时封锁的规定，是对不同国家惯例的总结和调和，把它们法律系统化，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战时封锁规则。关于禁运品的具体规定：物品分为绝对禁运品、有条件禁运品、自由货物三类。它强化了交战国捕获绝对禁运品的权利，首次承认了中立国与敌国进行自由货物贸易的权利。英国参议院以这些条款将会弱化其海军优势为由而拒绝批准，美国等签字国也因此拒绝批准。一战爆发后，英国积极拓展交战国权利，尽可能地拓展禁运品种类；它频繁地在海上捕获中立国商船和货物。美国要求英国接受《伦敦宣言》作为海战法的建议遭到拒绝。

——摘编自王光伟《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1909年“伦敦宣言”探析》。

材料   下面两个表格分别为唐代进士出身及寒素入仕途径统计：

                                                              单位：%

（注：士族是指南北朝旧族、唐宗室、在唐三代为官或者官居五品以上之人；小姓是指没落士族、低品豪绅、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寒素则是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

——摘编自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等

材料   明代的文化发展虽有一时的蓬勃气象，竟不能持续，以致在清代反复，“正统”与“权威”相结合，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出现的一次“启蒙”。……综观清代文化的演变，上层的文化已走入垂老的阶段，墨守传统，不再有开拓的活力，所能做到的不过踵事增华，修饰细节，遂致繁琐……（但）民间文化的动力始终存在，并不因上层社会的保守与否而存废。不过，当社会秩序开始变动，社会呈现多元化，例如新兴城市中的市民人口增多，民间的动能遂有发挥的机会。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 “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杈，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乡绅之治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至明朝中后期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乡绅主要包括在任但休假居乡的官僚、离职或退休居乡的前官僚以及居乡持有功名、学品和学衔但未入仕的官僚候选人等三类人。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绅因其文化上的独占性、政治上的特殊性、经济上的有闲性、地域范围的接近性、社会关系的血缘同构性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角。几千年封建皇族政权更选中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的习惯虽有调试与变迁，但“乡绅之治”在基层治理中的有效性使其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

——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   传统乡绅一方面通过自身作用维持着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另一方面则在政治结构上融入“大一统”的国家中。因此，儒家乡绅团体既是文化精英，又是率领民众的治理者，还是幹旋于国家体系的政治家，在传统中国乡村承担着国家治理、社会团结、文明教化的功能。

乡绅阶层伴随帝制延续千年，乡绅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实际上延续了权力的逻辑，乡绅拟定的“三纲五常”并非“启民自性”的礼制，而是“压迫齐民”的宗法，这是传统乡绅治理模式的实质。

——赵杨《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之治”》

材料   民族自决思想最初萌芽于西欧，它是在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近代民族的产生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民族自决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以普遍人权为基础，宣扬人类不仅以性别区分。而且以民族区分，因此外族的统治不仅导致自然的不满，而且构成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每个民族而非其他实体拥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权利。显然民族自决的上述内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追求与向往。到19世纪，民族自决思想开始为欧洲各族人民付诸实践。在1848年革命的洪流中，在1861年和1871年意大利与德意志的统一中，民族自决的力量充分地展现出来。

——摘编自茹莹《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困境》

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绵延传承。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外在条件。持续沿用的汉字以其广泛适用性、文化附加功能、高度组词能力、形音义一体功能、文化固化功能等，是中华文化持久传承的坚固载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水乳交融，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为文化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丰富的、多层次的教化体系，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独特的史学传统，铸就了赓续延绵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不断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凝结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典籍，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展现了独到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丝绸、瓷器和茶叶，千百年来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国，成为独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摘编自人民网《讲好中国历史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一   在冷战时期，苏联阵营的各个国家大都采取了严格的控制移民外流政策，而西欧国家则摆出一副欢迎投入“自由世界”怀抱的姿态。即使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后、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减少的情况下，西欧国家仍然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人采取比较宽松的难民政策，接受了大量以难民身份试图进入西方的经济移民。这一政策对苏联阵营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起到了强烈的鼓动作用，它使苏联阵营内部的政治反对派相信，他们的反政府活动能够得到西方的支持和庇护。同时也使许多希望移民到西欧或美国的普通民众，为了获得难民身份，而参与或支持反政府的活动，从而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

材料二   全球生产的重组造成了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同时，全球权力的重新配置导致大量劳动力从东欧、原苏联向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流动。全球化和区域化削弱了国家控制边界的能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到1996年底，除英国和爱尔兰外，其他13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申根协定”，宣布取消边界检查，实行人员自由流动，人员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非法移民的增加。……2000年3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替代》报告认为，一个新的移民潮有可能解决欧洲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化带来的“人口赤字”问题。从现在起到2005年，欧洲需要7700万移民，才能缓解人口老化现象。

——摘编自金喜在、孔德威《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流动》

材料   秦因制度创新而崛起，亦因制度僵化而灭亡。制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变迁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均存在历史局限性。创新程度如何，变迁方式如何，均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秦亡的教训被汉朝所借鉴，虽然汉代制度设计没有突破秦代模式，但统治者却以渐进的方式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直到汉武帝时期方才实现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绝对控制，完成了秦制在全国范国的推广。

——摘编自周辰《创新与僵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之兴亡》

材料   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的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和货币自发演进的产物。宋朝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辉煌的文明。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四川，除了宋本身的时代背景，也在于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贸易繁荣，铁钱携带不便的缺点日益凸显.最终，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