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鲜卑成“五胡”中最迟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在其他民族已融舍入汉族的情况下，鲜卑面对的已不是如北方那样与自己语言、习性相似的人群，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体。这个交融体迥异于自己，鲜卑完全成为交融体圈外的人。在这样一种统治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北魏政权只有采取汉化道路，才可能赢得汉族地主的支持，也更容易为比鲜卑更早进入中原的北方其他各族接受，民族矛盾也因此暂时会淡化，北魏政权或许可以维持下去。正基于此，北魏孝文帝在进行其他方面改革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对北魏民族关系进行调整，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土建化过程，便利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摘编自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材料   革命战争年代，部分外国记者深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通过采访领袖人物、农民群众、普通士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展现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诸如“红军官兵生活一样”“（根据地的）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人民会支持、保护和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给养”等记载比比皆是。一批怀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执着于土地改革、平等精神、清廉自律的实际行动，诸如此类均成为民众认同、支持与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根本动力，也孕育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摘编自李金铮《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有学者根据各种史料估算，整个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不下于4亿两，而日本和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至少有6亿两。……美洲及日本白银的大量流入，引起了物价上涨，生产利润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样一来就驱使着更多的居民从事手工业生产。在苏州府、松江府的一些村落中，居民将自己的手工业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获得更高的利润。再者因为手工工场形成了一种规模，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通过这些途径，乡村的商品经济便逐渐发展起来，这些乡村也逐渐成为地方的贸易中心。

——摘编自徐毛敏《明清江南市镇与白银资本关系研究——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中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白银流入中国”自拟论题，并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一 14世纪时，欧洲的手工作坊雇佣工人数增多，引发了一些变化：行东本人不再是劳动力，变成了完全的经营者、监督者。行东的收入不再具有手工劳动收入性质，而变成了经验管理收入和利润收入，而利润收入主要来自对雇工和学徒的剥削。帮工和学徒成为主要劳动力，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转变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

——捕编自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 

材料二 朕的若干臣下……用树篱、堤坡和其他围栏将朕的英国王国内的一些市镇、村庄和 其他地方圈了起来，他们将居住在那里的朕的臣民从自己的农田中驱赶出去，使上述房屋、市镇、村庄周围的区域和里面的农田、土地都沦为牧场，并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在那里放牧羊群和其它牲畜。

——摘编自亨利八世给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谕令（1517年）

材料三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生时期，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深深打上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的烙印，它既带有封建专制的特性，又充满着商业资本的贪婪。抢掠金银及贵重物品、不等价贸易、贩卖奴隶，专制统治及超经济的剥削等，成为这一时期殖民统治和掠夺的主要内容。

19世纪后，殖民侵略的目的除确保欧洲国家工业产品与剩余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外，还要为本国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因此，暴力和经济结合下的资本输出，最大限度地牟取了高额垄断利润。

——摘编自王助民《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

查士丁尼一世相关史事摘录

——摘编自［英］查尔斯·欧曼《拜占庭帝国史》和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

材料   明代的文化发展虽有一时的蓬勃气象，竟不能持续，以致在清代反复，“正统”与“权威”相结合，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出现的一次“启蒙”。……综观清代文化的演变，上层的文化已走入垂老的阶段，墨守传统，不再有开拓的活力，所能做到的不过踵事增华，修饰细节，遂致繁琐……（但）民间文化的动力始终存在，并不因上层社会的保守与否而存废。不过，当社会秩序开始变动，社会呈现多元化，例如新兴城市中的市民人口增多，民间的动能遂有发挥的机会。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   中华民族的关系实在属性，可历史地表达为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民族经过长期交融汇聚，在秦汉以后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在近代抵抗外国侵略的伟大斗争中，各族中华儿女在血与火的共同抗争中淬炼出坚固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完成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蜕变；在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深化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统摄性和凝聚力的民族关系，民族命运共同体属性不断强化；进入新时代后迈上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党加强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各民族间经济联系逐步紧密、文化认同走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铸牢，中华民族作为关系实体日益牢不可破，个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又一次开辟出新境界。

——摘编自李鹏博、朱军《哲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实体性与历史演进》

材料   为了具体地、科学地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问题，张涛光研究团队收集了从公元前650年到公元1800年的618项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并进行逐项评分，以每50年为一个计时单位，将每一计时单位的科学技术成果总分取对数，制作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发展曲线图（见图），其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计时单位时间总分对数值。

——摘编自张涛光《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 “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杈，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材料   有关世界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扩散，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大致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观点一：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洲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独立运动，主要表现为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随后扩散到欧洲，最后传播到亚非殖民地。

观点二：学者周平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西欧，王朝国家在对共同体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促进了民族意识和情感的产生，这种民族意识在政治精英的加工后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发展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形成后又促进了民族的成熟，民族成熟以后资产阶级利用民族利益反抗王朝国家，把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全民族”手中。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