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说，外国银钱大多不足色，运到中国后按足银计算，造成中国无形中的损失。长此以往，由于大量外国银钱的使用，致使中国的金融市场被外国人占领，这让我们如何在商战中获胜?他说“中国如不自行鼓铸， 则其害正自无穷也”。他提出建议：应当“严订章程”，铸造的银元主币、辅币币值和外国钱的币值一致，成色一致，易于鉴别和兑换；外国银钱进入中国后则按照“外国公例”一律按币值九成使用，不得与中国自铸的银元通行。 中国如果能够这样铸造银元，“则自造之银日见畅行，外来之洋不禁自绝，……转移大局，莫要于斯”。

——改编自郑观应《盛世危言》 (1894年)

材料   历史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又称之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就是18世纪最先产生于欧洲、19世纪以来影响到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观。“西方中心论”具体表现为人种学意义上的“种族优越论”、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制度优越论”、话语体系意义上的“文明优越论”，后来逐渐发生演变，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如德国史学家奥·施本格勒（1880—1936）、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1889—1975）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都试图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马恒昌小组”被认为是新中国新国民诞生的典型个例，被称作新中国工人的“工匠精神”的代表之一。

材料一 沈阳解放后，第五机械厂的一个生产班组，在马恒昌的带领下，通过技术革新加苦干，在红五月劳动竞赛中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被命名为“马恒昌小组”。1950年9月，马恒昌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9月30日晚，毛泽东宴请全国劳模，接见了马恒昌。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创造了69项新纪录。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

——摘编自何浩《新国民的诞生-以“马恒昌小组”为个案》

材料二 马恒昌小组提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内容节选如下：

1．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

2．师傅要带好徒弟，保证把所有的徒工提高到一般技工的水平。徒工要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们到点开车。

3．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

4．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和人身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

5．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摘编自《工人日报》（1951年1月17日）

材料一

材料二 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的嬗代中，窦氏卒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坐标，而绝非无足轻重。

——摘自虞云国《学史三昧》

材料一   1948年，丘吉尔在谈论欧洲一体化时说：“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并不能并入或同化。”

1951年，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将“舒曼计划”（欧洲煤钢联营计划）通报给英国外交大臣，英国方面当场回绝。

1959年，戴高乐模仿美国总统门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测”，提出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并不断对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1961年，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戴高乐反对而失败。

1962年12月，英美签署协议，美国帮助英国建设核澄提部队，由北约指挥。英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

1966年，戴高乐再次拒绝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法国正式退出了北约

1969年4月，戴高乐退出政坛；10月，西德提出了新东方政策，想通过独立外交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1970年开始，法国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谈判转为较积极的态度。

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

材料二   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出口占比统计

——杨德华《英国从拒绝到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原因分析》等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材料   雕版图书之传播迅速，宋人笔记或言“即日传播”，或云“家至户到”，或曰“不日传都下”，或谓“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媲美置邮与传驿。若是写本，无论躬自抄录，或请人假手，都旷日废时，缓不济急，图书传播之速度与广度均嫌迟缓与狭隘，远不如印本图书传播所造成的效应。印本图书流行，购求容易，学者易得书籍，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南宋时，刻本书已超过写本书，知识传播更加便利，对读书穷理、创作评论生发许多影响。李约瑟强调，“印刷术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当时出现了一些雕版印刷重镇、知名刻书中心；刻书既丰富多元，藏书家亦随之兴起。

——摘编自张高评《宋代雕版印刷与传媒效应》

材料   在西方民主的流变过程中，无论民主一词是贬义还是褒义，其间都始终掺杂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固执地认为，民众是无知和愚蠢的，他们短视、自私并且冲动，容易受人蛊惑和摆布。亚里士多德就担忧民主政体推动平民大众胁迫富人，认为他们会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瓜分居于少数的富人的财产。到了近现代时期，民主长期被视为暴民政治、多数暴政的代名词，受到众多政治理论家的批评和厌弃。与之相应的是，代议制中的民主成分逐步壮大，最终民主概念被内化到代议制框架之内，再造为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此时，公众不再满足于在周期性选举中参与投票，转而希望把民主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民主三个阶段的流变比较

——摘编自张君《西方民主流变的阶段划分、双层比较及其内在逻辑》

材料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师古人、师造化、师吾心”，是中国画的传习之道，也是伟大画师的自我成就之道。

“师古人”，要求绘画创作始终与古人相往还，与先贤共吐纳，与伟大作品相契相知，与千年传承绵延一体，这是中国艺术守正创新的根本所在。

“师造化”，一如古代伟大画师们，在绿水青山之间，领略天地造化的媸与妍，于聚散浮沉之际，感悟人间万象的常与变。他们感物兴怀，穷情写物，所以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一切都能成就画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一切皆可摇荡性情。

“师吾心”，画为心印，画史亦是中国人之心史。面对夏圭的《溪山清远图》，我们看到千岩竞秀、山高水长；展开许道宁的《渔父图》，我们顿感江山岑寂、地老天荒。伟大的画师们总将自己的情志化作风云万态、花草精神，将无限心事托付青史青山、野老渔樵，这也是“师吾心”的真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