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西高穴大墓 | |
墓葬位置 | 西高穴大墓位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该地西依太行，北邻漳河，南倚南陵，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为西门豹祠遗址，向东14.5公里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为磁县北朝墓群。 |
墓葬形制和结构 | 墓葬未发现封土，且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墓室面积约380平方米，由两个主室、四个侧室等组成，呈中轴线左右大致对称的墓室布局，墓壁砌大型条砖，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 |
出土器物 | 该墓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具有明显的汉魏特征的器物和画像石等遗物。有五铢钱、水晶珠、玉佩等异常精美装饰品及见于王侯大墓的车马器、石圭，还有刻铭石牌63块，其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铭文，刻铭的字体绝大多数是汉隶，字体规整，遒劲有力。 |
材料二 （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材料三 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
——据魏晋陆机《吊魏武帝文》等
一些学者依据西高穴大墓的规模、形制、遗物及文献记载等，认定这是曹操墓，由此引发了各界热议。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请你就西高穴大墓与曹操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材料 在梁启超的历史著作《读史的方法》中记载：“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蛮从，而且应该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有许多向来史家有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据梁启超《读史的方法》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梁启超关于研究史实的方法。(2)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指出史料的类型有哪些并举例说明。
| A．重视维护商业活动秩序 | B．禁止民间商品交易行为 |
| C．制定法律调整人身关系 | D．规范经营拓展商业领域 |
| 王猎，字得之，长垣人。累应进士不第，乃治生积钱，既而叹曰：“此败吾志也。”悉以班（分发）诸亲族。庆历用兵，诏求遗逸，范仲淹荐之，得出身为永兴蓝田主薄。…… |
| A．士人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 B．传统观念制约阶层流动 |
| C．商人政治地位得到提高 | D．经济发展影响选官方式 |
| A．文献记载和历史研究必须经考古发现证实 |
| B．权威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论述更全面客观 |
| C．史学研究需搜寻多元史料来进行综合论述 |
| D．史学研究应该力求规避史学家的主观认识 |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 一个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庞大的市民阶层在宋代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和日渐繁荣，以及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的新变化。与以往相比，宋代节日文化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每逢节日，各种文化团体便先后登场，表演诸般伎艺，如清明时节汴京“士庶阗塞……四野如市”，“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民间伎艺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从宋人周密《武林旧事》一书的记载看，书中“诸色伎艺人”条记录的当时诸色伎艺人就有55类，共515人。而由专门伎艺人自发组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化社团也应运而生，并形成了一定的演出规模。宋代市民文化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演艺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有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盛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