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00年8月，拿破仑下令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并限期是年11 月完成。期间，共召开102次讨论修改会议，他亲自主持的达半数以上，最后，又力排众议，简化批准程序，使民法草案在立法院中通过。《拿破仑法典》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并辑集多种的法律、命令、习惯、法理和理想而成的。全典共计 2281 条，分为“人”“财产”“财产取得之各种方式”等三篇，内容之广泛，实不多见。诚然时人及后世对其编制过程及技术多有批评，但《拿破仑法典》所以能供许多国家做模范，且历百余年而不至根本动摇者，或正以此。拿氏之自认可以赖它而垂不朽者，或非纯粹意气之谈。

——摘编自梅汝嗷《<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王勇旗《新中国成立70年民事立法变迁考》

材料一        清政府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如对不同民族地区（包括汉族聚居地区）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根据不同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清朝统治者有着较为成熟的民族政策观念，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如对蒙古诸部与对汉族实行不同政策，对西藏与对新疆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等；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也实行了不同政策，如对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实行不同的政策；在不同民族“各得其治”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统一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清朝政府陆续制定和增修《理藩院（部）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西藏通制》等，确认了有关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职官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经济贸易制度等。这使清朝官员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有章可循，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法可依。

——摘编自余梓东《浅谈清代民族政策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探索实践长达百年之久，可谓是实践经验丰富。丰富的民族政策实践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话语权。如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战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并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专辟一章来阐释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总基调。民族政策实践的一大优势，还在于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探索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会会议上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摘编自白利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策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