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1年后，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更加迅速。德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合，重视发明创造。在世纪之交，德国已具备欧洲最先进科研水平。同时，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也推动了专利的发明。在1870-1914年间，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就增长了10倍，创办了许多大学和技术学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都走进了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研发部门。与此同时，德国科学家们时刻关注着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发展，并注重学习创新美国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方法。从1867-1914年，德国工业总量增长了8倍。在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
——摘编自杨鑫、徐继承《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二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存活下来，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不然就会被吃掉。这种紧迫感，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把最高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摘编自范良河《浅议斯大林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联工业化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材料 多样性是文明的本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进入辉煌的“轴心时代”，东方有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各自文明谱系的基调走势，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并行不悖的人类文明生态图景。文明是多样的，也是平等的，任何地区和国家都不应鼓吹“文明优越论”，将文明打上高低贵贱的标签；不应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将自己的文明标榜成绝对真理或普世价值，企图成为世界文明的最终出路。
——摘编自姜江《文明的共生》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史相关知识，围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自拟观点，并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清晰）材料 欧洲殖民帝国的灭亡、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得战后最为明显的政治障碍消失了。然而远在此之前，文化和技术上的进步已经在打破边界方面开启了类似的进程。（西方媒体）通过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品，传播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每个篇章，电视事实上已经推动了结束冷战的革命。如克里斯蒂娜·马茨蔡特证实的那样，在柏林墙被推倒前，她只是在电视上看过西柏林。东德人接受的全球消费文化的最早产品是可口可乐，是由西柏林的商店老板提供的。与贸易和商业组织一样，文化行为也已经被全球化了，在信息、观念、品味和价值的持续流动中不断发展。20世纪末，部分地得益于技术和通信上的进步，信息和文化行为真正被全球化了。1964——1965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展览会上，沃特·迪斯尼公司的一句流行广告词总结了通信发展的影响：“世界终究太小了。”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史所学知识，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两宋之际的两浙路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
——摘编自龙登高《南宋江南市场的移民因素》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众多原因中，人口问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方人口南迁带给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南方地区，南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都有着深远影响。
——摘编自《人口问题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江南的移民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宋江南的移民影响。
材料 商鞅于孝公十二年(350年),颁布了土地制度的法令。史料记载:“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并广招天下百姓开垦土地。商鞅提出了“分田数”原则，“分田数”就是“分田之数”,也就是根据户口,按一定数量授田。对一般农户无地而“欲田宅”者以及从别处招徕的“新民户”授予份地。无田或少田户可以授予垦草田。已受田者，可以酌情配给荒田。那些劳动力富裕的农户，可以在官定数目之外额外从国家受田。但是也有一个原则,这就是人力与地力搭配必须得当，既尽人力又尽地力。《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所谓“益”,就是在原来授田基础上有所增益。
——摘编自漆侠主编《历史风云在改革中激荡》
(1)根据材料,归纳商鞅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一 从18世纪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开始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自18世纪开始出现的粮食状况好转相一致,欧洲开始出现了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依然是以西北欧为先头。增加的人口与18世纪城市的发展、与此相连的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多样化这些社会条件是相适应的。迎来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英国领先于他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摘编自[日]森谷公俊等著《兴亡的世界史》
材料二 布罗代尔说：“十八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英国发端或崛起的工业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工业革命可说是若干世纪前早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终点。但它不断获得新生，至今还始终在我们周围徘徊。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未来的时代仍将长期属于它。”这段话无疑表达了历史学家们的共识。英国的领先地位是在欧洲各地几个世纪的技术创造的积累中实现的。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著《欧洲文明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英国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革命对英国和世界的影响。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给予地方政府独立行使政权的权力。秦朝建立后,地方行使政权要得到中央首肯,并接受中央监督。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由此出现大分裂。隋唐增强了中央政府处理地方事务的力度与效率。宋初,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导致“积贫积弱”。元朝,实行“行省制”，中央政府部分直接延伸向地方政府。明清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
——摘编自孙萍、白路路《我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历史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上是战时军事管制,地方绝对服从中央。1956年，中央各部门近900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了省市区。1959年上半年，中央开始调整收权。1961 年《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经济管理的大权应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三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大规模的权力“下放一回收”的循环。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与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放权让利阶段(1978——1992年)和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至今),中央与地方关系各自在政治、经济、立法等方面的职责权限易于界定，更加清晰。
——摘编自夏天《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种关系模式,并分析两种模式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
材料 为了克服“养兵”带来的弊端，以及裁减冗兵，节省军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省兵之策”。首先，政府下令在禁军、厢军中进行考核，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厢军中不能担负职责的免为平民，尔后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又因宋军队数量庞大，与军队服役时间长不无关系，故王安石采取“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的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诏废并诸军营”，将“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二十七”，并且规定“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凡拔并者，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并为三百五十五”。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摘编自徐正华、何建华《试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军政改革措施》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安石“省兵之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王安石“省兵之策”改革。
材料一 15—17世纪，由于欧洲水手探索世界海洋并建立起远洋贸易的航线，全球贸易和物种交流发展起来。地理知识的积累使他们能够把世界各地通过便捷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来。然而，商业交流并非是全球网络的唯一结果。农作物的移植和牲畜的传播改善了人类的营养状况，增加了东半球的人口。外来的病原体引发的传染病使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口大量减少。欧洲的航海探险、远洋贸易网络以及哥伦布交换使得世界各地区相互依存，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在十五世纪之前，天花大本营局限在欧亚大陆、西非、北非，以及毗邻地区。十六到十八世纪，每隔十几年，美洲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天花病，感染者死亡率高达25%—30%，最终导致美洲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口长期下降。有学者指出“虽然欧洲人带给新大陆的第一种疾病不得而知，但记录最好的疾病是天花”。北美洲的天花疫情于1518年首次爆发于艾斯帕尼奥拉岛的非洲黑奴中，很快病毒便蔓延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1520年传播到墨西哥，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波及到的人数约占1492年（印第安）人口总数的90%。
——摘自《剑桥插图医学史》
材料三 1831年，英国爆发霍乱，10年间，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升到30.8‰。1843年发表的《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都是由腐烂的动植物、潮湿与肮脏引起、加重或传播的，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紧密相关”。
——摘编自《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15—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对加强世界联系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天花疫情在北美洲蔓延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中所述时间内死亡率上升的原因。
材料 荣毅仁（1916—2005年），江苏无锡人，荣德生之子，青年时期的荣毅仁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家族企业勤奋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已是拥有20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1957年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于1979年10月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CITIC投资机构——中信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19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难以理解。但事实胜于雄辩，仪征化纤厂以突出的效益证明中信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次集资创举也因此被称为“仪征模式”。1986年底，荣毅仁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知名企业家，他也成为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摘编自《荣毅仁：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典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荣毅仁不同时期在经济领域探索和实践的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