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 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 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 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 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