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施、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旅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旅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材料一   善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

——苏洵《嘉祐集》卷1《审势》

材料二   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救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第2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休。

第4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5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完整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以往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和200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先后将“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写入宪法，法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谈教育者，示可不知孔子。其收徒讲学，传承礼乐文化，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影响至深且远。汉兴，选用儒学之士，设立太学，由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隋唐以降，实行科举，“社会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厕身仕宦。”岁月如歌，回顾历朝选士之路，漫步于故宫保和殿，谁能想到这里曾是儒生向往的“天子堂”！

——据《中国政治史大纲》《历史·选修》整理

材料二   关于科举制，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①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精神。②20世纪末叶，一些学者发现以前对科举制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放在古代的历史上考察，它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选自李伯重《八股之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