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孔子整理的《春秋》却从中游离开，只是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不只是注意所谓的善恶，也认真记载了得失成败，据此可知，孔子

A．否认鬼神存在	B．推动私学的发展
C．意图恢复周礼	D．强调治史以致用

2 . 据樗园退叟所撰《盾鼻随闻录》记载，太平军在1853年，曾有妇女“每人只生一子”的规定。这是我国最早的“计划生育”记载。这一举措旨在（       ）

A．缓和人地紧张的矛盾	B．优化人口素质与结构
C．应对战事频繁的环境	D．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

3 . 古罗马帝国时期订立遗嘱，立嘱人会请成年罗马公民和司秤见证，并手持遗嘱进行宣告说明；汉朝律法规定：“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听其令”，《先令券书》亦有县、乡三老到场见证遗嘱执行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两国

A．成文法体系较为成熟	B．关注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C．财产的分配原则相近	D．扩大了财产保护的范围

4 . “二重证据法”被公认为科学的学术正流，它指的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考古学家在对地处中原江汉区域的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该遗址前期文化和后期文化之间有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陶器的变化、城的废弃、丧葬习俗习俗由土坑整穴墓葬变为瓮棺葬，特色玉器制品的出现、红陶缸祭祀的消失。根据历史地理信息，结合“禹征三苗”的先秦文献，考古学家推断这种考古学文化的巨变，是“禹征三苗”的大规模激战所致。对此分析正确的是

A．遗物遗迹的变化会引发考古学文化的变化

B．考古发掘的作用是以出土文物史料辅证文献记载

C．“二重证据法”须结合逻辑推断才可能得出合理结论

D．出土文物史料的“废弃”和“消失”削弱了其研究价值

5 . 《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地有遗利，民有馀（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后汉书·章帝本纪》也记载，东汉“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予粮种，各尽地力，勿令游手”。两汉政府的这些做法

A．促进了自耕农经济发展	B．使宗族势力日益强大
C．导致了大田庄经济盛行	D．推动了均田制的实施

6 .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阴县志》记载,其佃人之田,视同己业,或筑为场圃,或构以屋庐,或作之坟墓其上,皆自专之,业主不得与问焉。老则以分之子,贫则以之卖于人,而谓之榷。榷得之财,谓之上岸钱。据此可知,当时

A．农村土地流转频繁	B．土地所有权性质有所变化
C．土地传承方式多样	D．政府注意规范租佃关系

7 . 据《礼记檀弓》记载曾子病危在床，侍奉的童仆在旁，看着他的竹席说：“这席子华美而光滑，是大夫才能享用的竹席吧！”曾子听到后，立刻要求扶他起来更换席子。席子撤下后，曾子尚未躺好就去世了。这反映出

A．贵族政治仍有较大影响	B．私学兴起冲击等级观念
C．儒家对礼法秩序的维护	D．转型时期文化基本定型

8 . 据文献记载，晋国原来的亩制是百步为亩，而到了春秋晚期，晋因六卿都在自己的领地内改变了亩制，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规，韩、魏的新亩制是二百步为亩，而赵氏所用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反映出春秋晚期（       ）

A．土地兼并现象加剧

B．诸侯之间国力竞争加剧

C．出现社会转型趋势

D．精耕细作农业得到发展

9 .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记载：“1980年8月……动员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生产队都包产了，公社有名无实，不存在了，通过领导批准，要把公社的牌子换成乡政府的牌子，过去公社的主任就作废了、没得了。”这口述的内容

A．符合史实，印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B．符合史实，印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

C．不符合史实，废除人民公社是在1978年

D．不符合史实，当时的人们是反对包产的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也逐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西汉元始二年，青州发生严重的蝗灾，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向死者发放殡葬费。唐代大和六年，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称“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清初，出于对感染天花的恐惧，对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进行了强制驱逐和隔离，并设置了“查痘章京”一职。明清政府还利用民间乡贤开展了各种疫病救疗活动，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材料二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泽东提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毛泽东深知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摘编自“求是网”《疫病防治这场战争，毛泽东是这么打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毛泽东的防疫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