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黄佐《南雍志》引明太祖语

材料二: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清史稿》

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除此之外，还有 40余位职官参与考课分工事宜。唐代对流内官员和流外吏员按照不同标准实行分类考课。其中针对流内官员的考课标准可以概括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先行考课并将考课结果编制成册形成“考簿”，然后逐级检勘、汇总，最后上报至尚书省考功司以待会考。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作为官吏俸禄增减、品阶升降甚至职务变动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材料二：“癸卯学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其课程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课程有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大学堂分为政法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等。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

——摘编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上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多样性是文明的本性，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进入辉煌的“轴心时代”，东方有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西方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至今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和生活，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并行不悖的人类文明生态图景。文明是多样的，也是平等的，任何地区和国家都不应鼓吹”文明优越论”，将文明打上高低贵贱的标签，不应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将自己的文明标榜成绝对真理或普世价值，甚至企图成为世界文明的最终出路。

——摘编自姜江《文明的共生》

材料二   8世纪时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政治稳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很大发展，阿拉伯商人在亚欧非的广大地区从事贸易。最高统治者哈里发基于“人最美的装饰是知识”的认知，组织了百年翻译运动，在首都巴格达创立规模宏伟的智慧宫，不惜重金延揽人才，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求书籍，并翻译成阿拉伯文。在智慧宫里，汇聚了众多学者，大家不分种族宗教，只求真知。总之， 阿拉伯人吸收了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他们善于学习波斯、印度、中国有用的东西并将其发扬光大，还将它们传入欧洲,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崔连仲主编 《世界史.古代史》

材料一   在15世纪未到17世纪，伊比利亚白人大举移民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到1590年，巴西的欧洲白人已有三四万。与此同时印第安人便开始了锐减和被灭绝的过程，16至17世纪锐减了约90%，同时黑人奴隶被大量运往美洲。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则大量移民北美，最后形成了今天美利坚人、加拿大人的主体。17至18世纪时，荷兰人、英国人又大举移入南非，形成了今天南非的白人。

——摘编自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境内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主要有城市市场、城镇集市和定期举行的交易会。8世纪至15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境内存在着众多的繁华城市，如巴格达、巴士拉、开罗、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帝国国内市场上可供交换的商品是非常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应有尽有。此外，靛青等植物染料、药用植物、药用矿物、珠宝，甚至书籍也可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换。阿拉伯帝国采用金、银两种货币，东部通行银币迪尔汗，西部使用金币第纳尔。随着货币的发展，到9世纪，一些金银兑换钱庄开始经营放款、汇兑业务，帝国商人还设计出了完善的支票和信用票。票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境内的任何城市兑换现金。帝国的银行业迅速充实发展起来。

——摘编自袁德忠《试论阿拉伯帝国的商业》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经也门沿红海东岸到地中海地区，这条古代东西方贸易的动脉，给阿拉伯帝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哈里发政府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政权，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工农业的发展，又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阿拉伯商人精于海上贸易，他们远航到中国和印度等地，频繁的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伊斯兰教鼓励贸易活动，《古兰经》规定：每一个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要到麦加“朝圣”一次。朝圣既是宗教活动，也是商业集会。阿拉伯帝国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张曦《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经济繁荣的原因》

材料三

材料四   由于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8世纪末叶，班田制几近废弛。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投附于势力之家，成了依附者，或者把自己的份地“寄进”给贵族、寺院或神社，成为他们的依附佃农。8世纪末9世纪初，有势力的贵族、寺院或神社普遍建立起庄园。庄园大小不等，形成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庄园就是原来的村落，有的包括几个村落;初期的庄园多是通过垦荒建立起来的，被称为“垦地系庄园”;后期庄园则多是因农民“寄进”而形成的，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的生产者被称为“庄民”,他们原来是国家的公民，由于破产或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民。

材料五   一般认为，文化的共性通常由语言、价值观、体制、宗教和祖先等方面体现出来。亚洲东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突出表现在汉字文化、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大乘佛教四个方面。这些共同点的基础是汉字文化，因为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和大乘佛教都以汉字作为其信息的承载工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东亚的中、朝（包括现在朝鲜和韩国）日、越称做“汉字文化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祖鲲、商学君《东亚文化格局：演变与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