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以民为本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商周时代就已产生。西周太师姜尚最早提出民本的思想，在他看来，“得人”“得心”是直接关系到四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圆素。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佛家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儒家系统的民本思想。例如，孔子主张富民、患民，提侣“仁者发人”；孟子提侣“民责君轻”：苟子提倡“民水君舟”。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已渐趋成然，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它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

——摘编自邓群英《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之比较）

材料二   关于如何实见养民富民的社会经济，孙中山说：“统一以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明确地将农业当作基础产业，认为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他还提出农工商业相辅相成的农经商纬论，认为“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而且，他提出农业要走科技化、机械化的道路，搞科学种田，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

——摘编自姜朝晖《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传统养民思想）

材料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全面建设新征程中，习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材料一   1271年元朝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旧有河道迂回曲折，水路转运诸多不便。世祖忽必烈采纳韩仲恽、郭守敬等人的建议，截弯取直，重新规划运河线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直达大都。1293年，南起杭州、北抵大都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1700余公里。由于运河各段地势高下不一，元朝改善坝闸技术，利用更加省时、省力的复式船闸来调节水量提高运输能力，还专设都水监及下级机构掌管河道运营，严格控制来往船只，保障河道畅通。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苏伊士地峡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早在古代，埃及法老就曾试图领导人民开凿苏伊士运河，但没有成功。新航路开辟以后，伴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西欧国家企图控制关键性航路枢纽，法国觊觎苏伊士地峡由来已久。1854年埃及与法国签署开凿合同，法国人负责策划，历时十多年，运河终于竣工通航。但十几万埃及劳工因此丧生，埃及政府也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购买运河股票、甚至驻军侵占埃及，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直到1956年，埃及政府才通过艰难斗争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

——摘编自吕桂霞《苏伊士运河与大英帝国的兴衰》

材料一北魏中央官学是鲜卑贵族接受正规汉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北魏建立伊始，就将鲜卑贵胄系统接受汉文化教育视为治国、固国之根本。太祖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次年春下旨效仿中原王朝建立太学……孝文帝太和中，“诏立国子太学”，招收父祖官高爵显的贵族子弟入国子太学读书。中央官学以经学儒术为主要学习内容，北魏最杰出的儒学大家刘芳“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孝文帝敬重非常，诏为中书博士，为皇太子讲授经文。

——摘编自韩雪松《北魏时期鲜卑贵族的汉语教育与学习研究》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少数民族教育也有一定发展。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蒙古与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应以实行发展教育入手，要将宣传品翻译成蒙文、藏文，阐明蒙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且使蒙藏各族人民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同时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优遇蒙、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的办法，此后，对蒙藏学生优待办法逐步放宽至边疆学生。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宣告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

——摘编自吴明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材料三1950年，政务院规定：“在一切民族学校内，应发扬共同纲领精神，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与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培养民族间互相尊重、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作风”。1956年教育部提出边疆省、自治区所需师资除当地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外，需要内地支援的主要由内地调配部分初中学生和失业知识分子加以短训解决。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方案以及帮助壮、布依、哈尼等10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案，使民族语文教学得到更广泛的开展。1962年，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仍旧恢复过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同时，可以优先录取。

——摘编自吴明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材料一中国古代档案立法的思想根源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骨子里都是儒家仁、义、礼、信的封建伦理纲常，体现在文书档案工作中就是浓厚的封建等级思想渗透到文书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自然地体现在文书档案立法的各项内容和规定之中。从文书的文种、格式、抬头、避讳制度、用印到档案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及档案的利用范围等，便可得知是如此的等级森严。从秦代到清代，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进行了档案立法活动，都意识到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封建专制的重要性。档案立法包含于国家刑法典或行政法典，零星地分散在王朝立法的不同条款之中。古代档案立法总是和国家封建立法紧密相连的，秦律严苛，则秦代档案立法同样以严刑酷法著称；宋律细琐，则宋代档案立法也表现为事无巨细皆有法。

——摘编自杜道运《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思想研究》

材料二近代以来，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史学家们从史料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档案史料的范围、功能、搜集、辨伪、校勘、整理、利用，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视野。他们把档案的视野从“官方”记载逐步拓宽到实物、雕刻、歌谣、民俗等。近代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搜集、整理、编纂档案史料的科学方法，促进了近代档案学的发展。近代时期的档案法制体系包括三个等级结构∶一是中央政府级档案法规；二是各级地方政府级档案法规；三是各类档案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近代已经具备完备的档案立法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时代性的特点，民主法治、集中统一是这一时期档案法治思想的立法基础，为我国档案法制建设提供了思想源头。

——摘编自张盼《试论近代档案思想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