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一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隋唐时期，周边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借助于发达的对外交通，隋唐王朝还与更广范围的地区有了联系。中亚、西亚和非洲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中亚地区城市的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隋唐时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最终形成。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西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摘编自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

材料一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重庆计划单列后，随着重庆城市经济活力和规模的提升，城区快速拓展。重庆于1997年第三次成为直辖市后，开始了现代城市化发展。重庆县城逐步改设为区。由县城到区的改变，给原来的县城带来了现代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由主城向周边扩散。为适应迅速城市化的大潮，重庆开始打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当地从2009年开建的黄桷湾立交桥是该地区最复杂的立交桥之一，总共5层，匝道多达15条（现有20条——编者注），汽车可在这里驶往8个不同方向。外国投资也助推重庆经济增长。

——摘编自中央政府门户网《“三线建设”在重庆》环球网《美媒惊叹重庆25年来发展巨变》等

材料二   近五年，重庆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2.01万亿元增加到2.91万亿元、年均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滚动实施三批次重大合作项目、完成投资3916亿元。成渝中线、渝西、渝万、成达万高铁全线开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在建及建成省际高速公路通道20个。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扎实推进，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全市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07.2万户、总量突破34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5.9％。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运营水平全国领先，国际航线增至109条，新增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53个，新增驻渝总领馆3家，内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重庆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41平方公里，实施地灾重大工程项目319个……红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建成投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化拓展，6个区县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全覆盖。选出“时代楷模”毛相林等一批全国重大先进典型。

——摘编自《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一   19世纪90年代，欧洲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都逐渐趋向高潮。美国向巴拿马租得一个运河区，加以设防，并着手修筑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国。美国还在1898年赢得了与西班牙的战争，吞并了波多攀各和菲律宾，对菲律宾的抗议者进行了残暴镇压。美国还把古巴沦为自身的保护国。190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外推行“大棒政策”，对某些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一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了“海权论”，认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军事扩张理论为以后美国政府推行对外制订战争计划、谋求世界霸权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

——摘编自（美国）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英国对南非大量投资，扩大资本输出。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移民的后裔）抵制英国势力渗透，激化了英布间的矛盾，1899年10月11日，英布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欧洲舆论谴责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的行为和表现，欧洲列强也趁机纷纷奔其海外殖民利益，英国陷入外交孤立。1902年，英国尽管赢得了英布战争的胜利，但随后英国被迫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将战略重心转移至欧洲大陆，先后与法、俄签订《英法协议》和《英俄协议》。至此，英国卷入到欧洲大陆政治军事纷争的漩涡之中。

——摘编自刘佩文《英布战争及其影响》

材料一   里甲制创设于洪武十四年，其直接目的是征发赋役，同时，还肩负了倡行教化、维持治安等多方面的作用。明太祖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倡导乡里自治，禁止政府官员插手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精英群体实施乡村治理，期以礼义法禁劝诫百姓，伴教化政法并施。另外，朱元璋亲自起草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强调对乡里百姓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城乡皆建申明、放善二亭，每月朔望于道路，所唱警众誓词，即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摘编自林乾《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县自治列为训政时期的重要工作。此后政府制定了大量关于县自治的法规、制度等。根据1929年的《县组织法》规定，将县以下分为四级：区、乡（镇）、间、部，各级长官由各级公民选举产生。并计划1930年内依照县组织法完成县组织；1932年底以前调查户口、清丈土地完毕；1933年底各地完全建立自治机关；1934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而河北省1934年才开始调查户口，其他省直到抗战爆发还不知省内人口几何。1935年，国民党承认推行县自治的失败。

——摘编自王兆刚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材料三   1958年之后，逐渐建立起以“政社合一”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还是基层军事组织，负责管理公社内的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一切公共事务。1982年宪法确立了“乡政村治”模式，改公社为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乡以下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实行村民自治。同时，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基层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都承担着一定的角色，由此，中国乡村社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1978—1988年）。

——摘编自吕云涛《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