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材料一《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材料二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62年，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相继开设了英文、法文和俄文等馆，还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接着，清政府又创办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这一时期，近代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理论以及社会改革等内容，展现在国人面前。

——整理自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三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在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拉开了向科学进军的序幕。蒸蒸日上的建设热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一大批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革故鼎新的进步与发展。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四2023年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与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宣布联合成立“破坏性科技突击小组”，以阻止向“对手国家”非法转让敏感技术，对与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的“美国人”进行执法，从而在超级计算和超大规模计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设备和材料、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更大范围内进一步阻断美国科技人才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

——摘编自马萧萧《美国对华科技人才制裁评析》

材料一   “世界公民”最早由古希腊哲人狄奥根尼提出，“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除奴隶主和奴隶之外的自由民渴望休养生息，这种对古希腊世界及各城邦止战、和平、 美德的思想在苏格拉底等哲人的论述中大量存在。雅典斯多葛学派系统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思想，应废除国家的界限，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然而正如有研究者分析指出，“(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不加掩饰地向我们揭示了(雅典)平等的真相。”随着国内公民集体民主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上扩张之路。雅典奴隶制的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侵略性，即侵略、掠夺、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趋向。最终在内外矛盾之下， 成为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摘编自宋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教育溯源：“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材料二   据学者统计，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这一天，全世界还有5000万人在流浪，或者在集中营中，或者在四处逃生，更有2000万人，彻底的失去了家园。而德国法西斯，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也付出了600万国民的代价。战后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这两个欧洲宿怨深厚的邻居开始，……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此时的合作不仅在区域出现也在世界出现。

——摘编自《大国崛起》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 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风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西夏石窟的图案装饰纹样受到北方辽政权的影响，也明显模仿宋代建筑彩画的纹样。西夏晚期和元代的洞窟，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藏传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和阗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随着岁月的流转，因长期受风沙等自然原因的影响，敦煌石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鉴于此，让文物在数字档案中永生的构想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89个洞窟完成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穴进行了三维重建，敦煌石窟建立了全方位的数字档案，开发出根据图片自动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的云计算共享平台。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被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尘封的文物由此获得新生和永恒。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胡珊《数字档案“让敦煌永生”》等

黄宗羲将历史上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端概括为“三害”。第一是“积累莫返之害”，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第二是“所税非所出之害”，即田赋由征实物改为征银钱，而银钱又非农业之所出，在商人的中间盘剥之下，必然加重纳税者的负担；第三是“田土无等第之害”，即不分土地的肥瘠，按同一标准征收赋税，导致赋税负担不均。其中第一“害”——“积累莫返之害”，揭示了农民赋役负担变动的规律。数千年来，每进行一次赋役制度改革，就催生出一批新的杂派，而民户赋税负担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归并式改革中一步一步地沉重起来。现代史家将这一规律称为“黄宗羲定律”。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等整理

材料一       春秋时期，官职完全由贵族垄断。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各国要职大多仍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但是官吏都不再授给采邑，而是领取实物俸禄。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岁举孝廉的察举常科亦初步建立。同年，武帝还诏举贤良、文学，并亲加策试。汉武帝还在京师建立了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学成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东汉中后期，随着豪强大族经济力量的发展，察举和辟召都为豪强大族所垄断。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由前任国家长官及其他大奴隶主代表组成，掌握统治权。拥有批准、认可法律，批准当选的最高官吏，管理财政、外交、军事，以及实施重大宗教措施等实权。屋大维执掌政权后，他保留了共和制的各种政治机构：公民大会、元老院和共和时期的官制，但这些官员的权力都被他逐渐架空。从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11年，屋大维三次改组元老院，缩减名额，限定财产资格，从中清除了不合格者，安插了大量亲信。帝国内各种官职和人员也都唯元首之命是从。

——摘编自曾兮筠《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官僚主义》

材料三       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与罗马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唯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官员的）选举制度。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选举》

材料一   民初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帝制的倾覆，共和制度的诞生，宪法的制定，国会的召开，选举的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场民主宪政的真正试验。这场试验虽然结局不成功，但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国初期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之中，且中国的封建专制持续很长时间，这种背景下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拿来主义”，使得受封建统治多年的民众缺乏心理准备，有些麻木不仁，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薄弱，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决裂。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具有共和理念的革命党人一方取得的彻底胜利，而是以暴力加谈判取得了成分复杂的胜利，由于各种目的而与清政府决绝的政治派别，拥兵武人挟革命大潮而来，为后面的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摘编自刘英涛《民国初期政治制度分析》

材料二   1940年，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根据地规定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一般地主，均可参加抗日政权。各地按照“三三制”的人员结构比例进行选举，“三三制”政权所体现的是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为基础，成为抗日根据地具有自己独创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和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精神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并且制定了相应的选举制度。1944年美国观察团成员赴延安考察时也深刻感受到边区政治的特色，这里“人民积极向上，与重庆相比是另一个世界”。

——摘编自谢双明《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