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记》记载了最早的“谏议”传统，上古有虞氏部落设立“尊老”制度。年长者通过智慧与影响力内化百姓，外谋发展左右舆论，教化法礼已具备现代智库的基本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和士大夫们普遍建立“养士”制度，被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雏形“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英才，使齐国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
秦汉时期正式设置谏议制度委以谏议大夫等官职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议和封驳等。秦朝还设置了“博士”官制，让当时的知识渊博者担任政策咨询与决策顾问的角色。六朝时期进谏与封驳的功能分到了门下省，成为中央建制的定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谏议制度已相当正式化与行政权力分工明晰。唐代决策咨询机制得以强化，谏议制度更为兴盛。不仅设立翰林院，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传承还有草拟机密诏书的职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谏官系统。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翰林学士在改制后成为正三品的正式官员，是皇帝名符其实的“专职高级顾问”。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材料二 明代设置殿阁大学士为辅政官员，担任皇帝顾问。此外还有诸如掌院学士、侍讲侍读，庶吉士等不同分工与级别的官职，机构越来越庞大智库作用越来越明显。清代的决策咨询制度与机制则更为庞杂。殿阁大学士得以沿袭并设四殿二阁。随着清朝不断卷入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摆脱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帮助治理地方事务，成为清代政治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过于曾国藩幕府，其培养出来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大臣。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智库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智库制度得到强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作用。
材料 1941年11月，中央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联名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先后两次召开政务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及其方案问题，决定设立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向各厅、院、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边区机关率先示范，迅速展开行动，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各抗日根据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开展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精简，历时2年多，至1944年基本完成。
——摘编自刘征徐亚涛《“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城市化发展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一 据统计，1953—1955年，在内地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5.3%，新建企业投资的73.9%。一批新兴的工业基地，如武汉、西安、兰州、太原、包头、洛阳等正在形成。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6.9%下降到1956年的48.7%，工业由43.1%上升到51.3%，其中轻工业由27.8%上升到29.6%，重工业由15.3%上升到21.7%。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由64.5%下降到57.6%，重工业由35．5%上升到42.4%。一些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也能够生产了，如各种异型钢材、造船用的钢等等。
——摘编自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05》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对外贸易工作围绕“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有计划地积极扩大出口，并大力组织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工业器材和原料以及其它重要物资的进口。为了广泛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特别是促进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向正常化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和措施。至1957年，对外贸易工作在积极加强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不断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过程中，得到较快发展。仅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就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
——摘编自《当代中国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及有利因素。
材料 鸦片战争后，清朝邮驿制度日渐衰落，“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余日始到者”。但圈于传统思想，清朝官民对西方近代通讯普遍排斥。19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清政府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线，中国事实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当中。电报的准确、便利、迅捷，给清朝官员以深刻的印象。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提议“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沈葆桢在奉命前往台湾布置军事中，深感军事情报的原始联系方法，将对战事产生不利影响，主张在福建沿海与台湾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由于军情紧急，清政府令其“妥速筹办”，此举首开电报禁例。1880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架设“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得到批准，揭开了晚清政府全国性的大规模正式创办电报的序幕。
——摘编自《传统与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通讯方式变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通讯方式变革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
材料一 唐代前期，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通过任人唯贤的科举制度、开放的对外政策、宽容的儒学政策等措施，在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超越前人的创造力，造就了当时具有第一流水平的世界性的唐文化。在音乐、舞蹈、艺术、宗教、服饰、部分食品等方面，唐朝以宽广的胸襟，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使得周边各民族的向心力大为增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以丝绸为代表的唐文化远播异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王仁波《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开放政策》
材料二 7、8世纪，阿拉伯帝国成为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在阿拔斯王朝统治者的统治下，阿拉伯帝国封建生产关系确立，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秩序安定，并使阿拉伯语成为朝廷的官话和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的文化繁荣。交通的便利化和国际商业活动的频繁化，使阿拉伯人具有较宽阔的胸怀。官方和民间人士把波斯语和希腊语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吸收了埃及、波斯和希腊等地古典文化的优秀成分，逐渐形成了有自己个性的文化。其文化成就包括文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及伊斯兰神学及宗教建筑艺术诸方面。这些成就在10世纪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入西欧，给当地带来了对科学、对关注人自身的文化因子和重新阐释宗教教义的理性意识。
——摘编自朱锡强《阿拉伯文化形成的原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文化政策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文化的特点及其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朝和阿拉伯帝国文化繁荣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权利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擅自废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的行为为非法行为；未经议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征收金钱或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限与方式征收皆为非法……议会议员应经过自由选举产生；议员在议会内自由进行演说、辩论，不应在议会以外的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向国王请愿为臣民的权利，据此对臣民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此后，议会于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
——摘编自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
材料二 美国的三权分立主要表现为国会、总统和法院之间的相互制衡。一、就国会而言，其受到总统否决权的制约，也受到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制约。二、就总统而言，国会可以运用行政监督权制约总统，还拥有弹劾权；法院则可以运用司法审查权审查总统的行政法令是否违宪。三、就法院而言，国会对法院的制约有多项，包括国会对联邦法院法官有弹劾及免职权，可运用宪法修正权制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等等。总统对联邦法院的制约有两项：对法官的提名权和赦免权。总统可以通过提名任命权，对法院的政治倾向性施加影响，通过赦免权改变法院的某些判决。
——摘编自王宝磊《浅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权利法案》颁布的主要目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权利法案》及《王位继承法》在英国近代民主政治形成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特点并说明其确立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材料— 公元6年，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一带瘟疫横行肆虐，西汉的第十四位皇帝汉平帝下令在当地建造一些房屋，里面放置各种药品，并配有专职的医生，给患病的人给予及时医治，这便是我国第一批公立的临时医院。到了隋唐时期，具有一定收容能力并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的医院便初步形成了。到了宋代，医院的门类变得更加齐全，而在北宋末年，全国各地也相继建成了一些为贫困病人治病的“安济坊”。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广惠司”，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到了明、清两代，医院的分类和分工更加多样，而且明确。“太医院”设有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医员等不同职别，主要为皇室进行医疗服务。而下设于全国各地的医院仍然通称为“病坊”，为普通百姓看病。
——摘编自张赫《我国古代医院的诞生及演变》
材料二 公元6世纪起，基督教在英国传播。基督教会在修道院和教堂的基础上安排场所，收容过往的朝拜者和旅客，同时对本地的贫病百姓给予帮助，初具近代医院的雏形。到1200年为止，全国范围内共有250所医院，而到了1348年黑死病爆发前夕，共有500多所医院。医院从管理者到护理人员，几乎都是神职人员，医生也都由神父兼任，治疗前举行宗教仪式。罗伊·波特曾这样评价这些医院：“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即便是在希腊罗马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专为救助病人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医院的建立是基督教会的杰作。”
——摘编自傅益东《中世纪英国医院浅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医院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世纪英国医院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创办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二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罗马契约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罗马与中国契约制度的主要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元以后政府对民间契约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