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海地铁建设的酝酿和筹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地铁建设从战备工程回到市内交通运输上，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93年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建成试运行，标志着上海的城市交通进入立体化时代。

材料二   上海地铁开工建设到现在30年了，已经形成19条线、772公里、459座车站的大网络，通车线路总里程位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

材料三   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于2023年7月正式开通运营，并与上海地铁11号线实现“双11”交会。苏州、上海这两座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实现了轨道交通系统的跨省市互联互通，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基于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确立了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切实保护人民健康，为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推进理清思路，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为更好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以有限的经济基础发展医疗事业，逐渐把以区域防疫为重点的医疗卫生工作方向转移到开展全国性医疗卫生工作上来。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新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并要求在各地修建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让中医在新中国贫瘠的现实资源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正式颁布《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其内容明确对增补医疗机构提出相关要求，规定了各地方要有计划地改进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

——摘编自李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全体人民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制度，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降低，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摘编自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报告

材料三   自1900年后，北京饮水卫生事业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技术改良改善了北京饮水状况。晋升技术的进步，很多人喝上了甜水。接着，基于现代设备和化学化验的自来水公司建立起来。此时，不过，人们已从简单地以口味苦甜区分井水的好坏，北京饮水卫生进入到国家主导时期。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变只是一种附带效果，而细菌理论指导的公共卫生则是一种官方的主动作为。1920年代，人们开始应用科学细菌方法检验水质。1928年8月，公共卫生成为政府职责之一，一方面积极建设专业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又大力普及科学饮水卫生知识。

——摘编自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材料四     现有的公共卫生护理是近期发展的成果，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遥远的过去。其中之一便来自启蒙运动的教海，即期望通过向穷人们提供能够让他们自救的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个则是向生病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患善传统。正是由于这两者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和卫生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英国、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逐步发展起来。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区做出了努力，在有组织的基础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同时、健康家访作为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个发展方向，也于19世纪60年代率先在英国兴起，20世纪初，许多城镇都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家访员。英美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最初可见于专科护理活动，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其他类型的护理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并融入公共卫生护理的主流。例如，1908年，由于国家规定学校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以及教育委员会的不断督促，英国诞生了学校护士一职。于是乎，结核病护士、骨科护士、市立助产士等也相继诞生。近年来，虽然有些工作如助产士等仍具有专业性，但公共卫生护士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

——摘编自（美）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同时，在城市职工中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疾病的治疗。为消灭血吸虫病，1955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血防领导小组，并在疫情严重的江南各省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站。在国家的号召下，科研、医疗人员奔赴一线，指导群众摒弃陋习，实行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时，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了清理钉螺运动，以消灭传染源。

——据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六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材料一   黑死病（亦称鼠疫）在欧洲大流行期是1347年至1351年，但仅仅这五个年头就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或至1/2，很多镇甚至是全员灭绝。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让幸存者开始庆幸劫后余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特别是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对灵魂得救的全神贯注，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

——摘编自彼得·勃鲁董尔《死神的胜利》

材料二     欧洲殖民者对天花的免疫力较强，死于天花的人很少。而当他们踏上美洲后，天花迅即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传播……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当地印第安人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在被包围的阿兹特克首都中，天花使得人口从原来的30万锐减到15万，活着的人也大多染病，最终被殖民军攻陷。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在血与火的浩劫之上建立了墨西哥城……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

——摘编自李建中《世纪大疫情》

材料三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5000万至1亿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为17亿人左右。“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其最早起源于美国。这次流感的大暴发或许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美）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

材料四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五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态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辩证论治”。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光防、既病防变、后防复”。中医诊断主要由医生自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干预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掌、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六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医疗卫生事业现状，在中医工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中医科学化”政策。“中医科学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让中医学习西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中医科学化”政策为新时期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中医学习西医、用西医改造中医，存在否定甚至歧视中医的倾向，未认识到中医理论的独立性，放大了中医当中的迷信和不科学因素，导致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

——摘编自宫正《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七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药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延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八 5个通商口岸教会诊所（医院）简表

——摘引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九   19世纪末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大量涌入中国。面对民族的危机，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以拯救民族危亡，整个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良思潮，中医界亦受到改良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一些人看到西方医学的长处，欲将中西医学汇通，以发展中国医学，并为此做了一些尝试，在客观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作为学术上的派别称作中西医汇通派。汇通派基本宗旨是吸取西医之长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摘引自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

材料一   自古代起，直到13、14世纪，可以概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这一时期开始，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公元7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族，这就是也精于骑兵作战的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阿拉伯人占有了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到了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材料二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美洲不是新大陆，4万年前就有了他们生活的足迹。在被欧洲“发现”前，占美洲原住民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在拉丁美洲约2500万人。欧洲人和非洲人陆续来到美洲，到17世纪中叶拉美的印第安人为950万人……1935年，南、中、北美洲的白人移民分别为4090万人、690万人、12430万人，而黑人移民则分别为1870万人、840万人和1240万人。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材料一 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场统一的运动……是西欧封建社会内部某种扩张性体制形成的产物。作为整体的西欧是如何通过向世界扩张获取利益的呢？……（一方面）是殖民主义者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抢劫、掠夺、奴役、剥削；（一方面）区别于古代殖民行动……把自己（西欧）转变成工业（手工业）生产中心……在不平等的关系上把西欧与世界各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世界各地的产品转化为自己的物质财富。……16世纪和17世纪初是西欧国家通过殖民征服和海外贸易，使自己向世界生产中心转化的过程。

——摘自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

材料二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随着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先后完成，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只满足国内市场，资产阶级急需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和抢占更多的廉价原料产地，而蒸汽机和轮船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使世界各地间的联系更为便捷。19世纪60～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显著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和美国发生。立体交通运输（飞机、汽车以及远洋轮船）使世界各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商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

——摘编自李南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

材料三   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国际贸易向世界规模发展的序幕，商品流通、贸易往来、货币支付等活动，遍及五大洲。例如，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在此时兴起，由于菲律宾群岛当年较为落后和贫瘠，其主要贸易商品来源于周边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其中又以中国商品为最多。中国所产的手工业产品价廉物美，不仅能够满足当地的日用消费需求，还可以运往美洲赚取高额利润，因此菲律宾便成为中国与拉美贸易的中转站。另外马尼拉为更多种类的贸易提供了便利，由于日本人被禁止进入中国境内，这里甚至成了“唯一一个允许中日两国人民在阳光下交换丝绸和白银的地方”。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世界市场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得以最终确立，市场的扩大势必促进社会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世界市场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冲击着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加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和成长。

——摘编自孙明《概述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经济意义》

材料四 下表为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商贸机构（部分）

材料五   1897年盛宣怀在中国创办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方面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又解决了以往“官督商办”企业所未能克服的“官扰”难题。但是，通商银行过于依赖政府，也依赖于外国，为此，张之洞称之为“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银行。张氏此语揭示了通商银行内部的官商关系和外部中西关系的复杂。

——摘自巩为为《盛宣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

材料六 “工业化”指的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经济转化的过程。工业化也刺激了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不断发展。近代早期欧洲的企业家组成私人公司，希望从市场导向的商品以及贸易中获得利润。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者以商人为导向组织大型企业。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英国和法国的立法为现代股份公司奠定了法律基础，股份公司迅速成为工业社会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全球文明史》

材料七   1870～1900年，世界贸易不仅数量上明显增长了，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继英国之后，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了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工业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从1870年至1913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两倍多。……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经济上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近代史》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

主题一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材料一   汉初对秦代赋税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田租、算赋、更赋、警税、算车船、算马牛羊牲畜等十几个赋税项目，由中央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和派去地方郡国主政的官员进行征收管理。山林园池税、市税、口赋、地方资源经营收入、矿税、渔税、公田收入等，由负责皇室财政的少府征收。地方封王封侯在其封地内，可以各自配置专责官员管理赋税，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各自经营，自成体系。汉高祖时期制定的田租率为“十五税一”，到文景时，“三十税一”成为定制。

——摘编自徐世钜《汉代赋税征收管理的几个特征》

材料二   唐承隋制，前期赋役上实行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授田为基础和前提。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政府规定每户编造手实（手实亦称“首实”、“手实状”、“手状”，是中国古代编户呈报户口资产的文书，政府编造户籍的根据），再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国家职能有效实施，政权稳固，治理秩序良好。

——摘编自朱红琼《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材料三 唐代初年的税制是以人丁为依据的租庸调制，由于土地兼并，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外出逃亡，租庸调制难以维系。同一时期，依田产面积、贫富等级征收的地税和户税日渐重要，到唐玄宗统治后期，它们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致与租、调相当。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加剧，地方官员擅立名目摊派，阶级矛盾激化，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764年，唐代宗下诏：天下户口，由地方官员据当时实在人户，按贫富定等，作为征税及差派徭役的依据。此后，杨炎建议唐德宗改行两税法，以地税和户税为主，取消各种杂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新法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唐德宗还是下诏正式推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八亩”都是它的继续和发展。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四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

——摘编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五 实行一条鞭法后，国家增派的差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摘编自江耀琴《中国古代史》

材料六 “摊丁入亩”制度的主导思想是废除原先单独征收的丁银，将丁银融入田赋征税。即以占有的土地作为课税依据，将税收负担和纳税能力结合起来，田多者多税，田少者少税，无田者无税。制度实施后，无地农民不再需要承担苛重的丁银，可以离开原籍自谋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贩卖。此外，“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堵住了部分地主官绅转嫁丁银的漏洞，强化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效果，也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

——摘编自王郁琛《“摊丁入亩”制度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启示》

主题二     关税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和领事报关制度等。1854年，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个由外籍人士监管洋货、征收洋税的海关。1858年，中国被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清政府总理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其后，各开放口岸先后聘任洋人开设新式海关，洋人从“帮办税务”的“客卿”，逐步成为主管海关事务的实际领导者。19世纪60年代总税务司署成立后，形成了以外籍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风雨兼程三千年——中国海关发展史》

材料八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约，基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国民政府用于1929年12月通过《海关进口税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其税率从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又把进订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升到50%；1933年5月，再把最高税率提升到80%，以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向来占进口商品第一位的棉纺织品，在提高进口税率后，进口量锐减；印花布在1929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90%。1933年12月17日，公布倾销货物税法施行细则，并同财政部、实业部一同设立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涉嫌倾销的外国商品，规定对倾销最严重者，如布匹、煤、水泥等，实施反倾销税。

——摘编自宗玉梅、林乘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

材料九 中国在沿海开放口岸逐渐设立起由外国人管理的西式新关，新设的海关和原有常关并存。之后，通商口岸的常关渐归新关管理。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渐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国民政府陆续废除常关，海陆边关统一征税。由此意味着中国全国范围内统一型的、西式近代国境海关最终确立。

——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十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个人扣除标准为800元每月，主要针对外籍个人征税。随着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198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1994年，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税制改革，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011年修正，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每月，对个体工商户、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费用扣除标准也相应提高，但提高了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标准。2018年8月31日，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正，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方式上从按个人征收改为按家庭征收，还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等。

——摘编自周晓君《基于功能分析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

材料一

材料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仅仅存续了不到30年的时间，但在其瓦解后长达40年的时间内，国际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其窠臼。毋庸置疑，在美元一黄金体系正式运行的30年间，世界经济不仅迅速地从二战的废墟上得以重建，而且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而对日本和西欧的强力竞争，美国无法保证美元汇率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完全摆脱了黄金的约束。美国从此拥有毫无约束地奉行赤字政策的权利，正如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言，从此以后，美元就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元遂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重要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筹码。美元霸权已是当今国际关系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美元霸权恶果的集中体现。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与问题，国际社会该何去何从，很值得深思。

——摘编自孙杰《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

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元代的丞相很跋扈，这给朱元璋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整个丞相制度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加上出生于元末中国社会底层，曾经饱受磨难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始终克服不了的自卑，变成对能力不凡的开国元勋们的猜忌防范，终于使他决定借胡惟庸之狱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死后，没有丞相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给他的后代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摘编自谭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三 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谯让（责问）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自《皇明大政记》   

材料四 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尤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识者，今之宫奴（宦官）也。

——《明夷待访录》

主题二   海疆和陆疆的治理

材料五   明初国力雄厚，明成祖为确立明朝宗主国地位，命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各国。1405年6月，郑和率2.78万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它船只，满载织锦绸缎、纺丝布匹、陶瓷器皿、金银铜铁器及钱币、馈赠品等，由刘家港入海，返程时在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击灭海盗陈祖义。1416年，郑和率船队护送各国使臣回国并采办各种珍奇物产、动物。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28年，抵达30余国，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

材料六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七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八   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200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明朝送还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 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三娘子本人也“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在三娘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1581年,俺答汗去世后, 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 继续与明朝通好, 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九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