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法系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法系，其丰富的内涵不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也适合于相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国情，自隋唐起历代法典都规定“十恶”（含侵犯朝廷和皇室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大不敬，涉及家族伦理道德的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以及不义、不道）之罪，因此国家刑法发达，而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则视为细事，朝廷中的行政高官也握有不等的司法权，地方临民之官，二者合二而一。
——摘编自张晋藩《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由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负责起草总则、债权、物权三编，由曾经留学法国的陈箓与留学日本的高种、朱献文负责起草亲属、继承两编。1910年底，共1569条。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序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民法精神并归纳中国制定民法典的作用。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雷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镇在宋代的变化，并指出其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相比的特点。
材料一 宋代灾荒严重，政府采取了施粥、赈谷、募军等措施来缓解灾荒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宋政府十分重视仓储这一预防措施，全国性的仓种就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丰储仓、广惠仓和社仓6种。南宋时期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荒政的专著，书中归纳出了“劝分、禁遏籴、不抑价”等20种救荒措施。宋代已经设有福田院、居养院等慈善福利机构，同时还有针对儿童、残疾人等的特殊福利措施。针对军队也从厚待留守家属、赏赐受伤军士和抚恤阵亡者家属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保障制度。政府除直接投资社会保障外，还鼓励民间有力之家积极参与，赈济灾荒。
——摘编自杜伟《两宋社会保障探析》
材料二 19世纪，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其社会互助和救助的传统分不开。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但工人的医疗、失业、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每个社会保障项目都是由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并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和强制实施。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由雇主一方承担，也可以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还可以由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政府有权规定其缴费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企业主和劳动者组成，承办各种保险事务，实行自治管理。1894—1902年间工人家庭每周的生活维持费增高到24马克40分尼，而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21马克10分尼，1909—1914年间生活维持费则增高到31马克10分尼，而工人的平均收入只增到28马克。
——摘编自冯瑜《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表现及社会保障发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背景及特点。
材料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内部四分五裂：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
——摘编自金冲及等著《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中共党史资料》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提炼中国同盟会的性质，归纳中国同盟会从成立到“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简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明代的屯田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年）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云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鄂尔泰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
——摘编自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类机构、军队、难民大量涌入云南，粮食和物资需求骤增，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出台各种政策与法规、编制方案、组建机构、设立垦区等，为边疆社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强势动力。与此同时，云南的金融财政一直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关联性较小。但在抗战期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过程中，边疆经济逐步融入国家体系中，通过种种战时举措，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政策，几乎动摇了云南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基础。
——摘编自周玲《云南地方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政府云南实施“改土归流”的条件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指出云南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基础“几乎动摇”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明清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云南开发的共同之处。
材料 清政府实行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传统货币制度。道光年间，由于民间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圆普遍在中国流通，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对此，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他提出以自铸银圆取代洋银，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圆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以足纹铸造，避免如外国银圆那样色低践平造成对广大人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富强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圆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
——据唐岱蒙、唐嘉历《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林则徐货币改革的主要措施，并简析其启示。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8～19世纪，金本位制、银本位制、以及金银两种货币同时按国家法定比率流通的复本位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使用过。1816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率先采用金本位制。德国、荷兰、美国、日本等纷纷效仿，以黄金为基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
国际金本位制度是一个统一而松散的国际货币制度，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黄金自由输入输出，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挂钩。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消除了汇率波动，有利于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著《世界经济简史》
材料二
——根据【美国】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编制
材料三
——摘自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发布的数据
(1)根据材料一，归纳1816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建立起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含义，结合所学，从“金本位的角度”，说明它“有利于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实的基础”；从货币的角度，分析该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3)结合所学，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的标志。根据材料三，分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