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非交往在唐代的始于贞观年间。根据史料记载：“殊奈，昆仑人也……贞观二年（628）十月，使至朝贺。”天宝十年（751），唐朝人杜环到达过非洲。唐代的中非交通线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8世纪后，陆路渐趋衰落。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时期输入非洲的大宗物品。从7世纪开始，东非海岸商业性城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商品进入非洲。香料、象牙则是非洲输往唐代中国的主要物品。

——摘编自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论述》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非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非洲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面对百年变局，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为非洲乃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摘编自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