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提取材料中的图文信息，结合中国近代史，简要评析《中国青年》杂志连续以丰子恺这幅画作为封面的现象。（要求：评述合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一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巳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及现代思考》
(1)根据材料指出秦汉时期儒法关系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这种演变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趋势加以简要评析。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材料二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评析经学的产生与发展。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三次翻译高潮的影响。
材料 至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国洋枪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所恃……购买成功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将，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摘编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派主张优先发展军事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洋务派优先发展军事的主张。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刘铭传主张修建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90年代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