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律·名例一》规定：“告言诅詈（诅咒）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列入“十恶”重罪，处绞刑。《唐律·名例六》规定：“诸同居……有罪相为隐……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汉宣帝时亲属相隐的范围为父子、祖孙、夫妻。唐律扩大至兄弟、兄弟妻、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唐至清的刑律均规定：“告越亲近的尊亲属罪越重”。

在古罗马，家长是一家之主，其妻、子、媳、孙子、孙女等家子无独立人格，即使家子贵为元老、将军，也不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罗马法曾规定对尊亲属和对卑亲属提起刑事诉讼都相互丧失继承权，但又明确规定：叛逆罪和不效忠皇室罪除外。古罗马的容隐亲属范围仅限家长的妻、子、媳、孙子、孙女，未涉及兄弟、伯叔等。在古罗马帝政时期，罗马法还允许子女可以在受家长虐待及侵害其特有财产等情形下，控告家长（父）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摘编自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

材料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是约合今亩5至6.5亿。政府重视水利，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掌其事，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农具方面，唐朝出现了轻巧灵便、宜于深耕和精耕的曲辕犁，以及用于灌溉高地的筒车。唐时北方开始实行麦粟复种制，两年三熟。南方则出现稻麦复种。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51.5公斤）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若除去高产杂粮种植的因素，明清粮食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中国驻俄公使）在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电报中说的“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次日，刘镜人又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

——摘编自史诚《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大英帝国“兴于殖民，衰于殖民”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海外殖民地形势图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英国海外贸易示意图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统计

材料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殖民扩张与争夺概况

材料一   数千年来的孤立隔绝使印第安人在军事上与在生理上一样不堪一击。1500年时美洲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他们只有石质、木质及骨质工具，还不能熔炼矿石，因此也就没有西班牙人那样的刀剑和火器。起初，美洲印第安人被西班牙人的火器发出的声响和射杀效果，吓得魂不附体。那些冲锋陷阵的骑兵，也令他们胆战心惊，以为人和马是合为一体的可怕动物。

材料二   

材料三   尽管革命后拉美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和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兵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兵变，更换了31个总统。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教育程度、性别、种族作为政治参与的条件，政治体制的寡头特征十分突出。

材料四   在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看来，全球化目前所带来或加剧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本身……卡斯特罗为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了在这个大家居住的星球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然而，乘客们旅行的条件是极其不平等的。一小撮乘客居住在豪华的客舱，内有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可进入全球通信网的设备；他们有丰盛而营养均衡的食品，饮用干净水，享受先进的医疗，并能受教育……85%的乘客拥挤在不卫生的船舱里，他们挨饿、患病、绝望了……很显然，这艘船上不公正的事太多了，它很难浮在水面上。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它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

材料一   日本明治政府于1888年开始实施《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规定考试分为任用试补的高等考试和任用见习的普通考试两类，内阁文官考试局承担考试事务。明治政府于1893年10月制定《文官考试规则》，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分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两种，高等考试每年在东京举行一次，分为预备考试和正式考试，正式考试的笔试由宪法、刑法、民法、行政学、经济学、国际法6科加上从财政学、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里的任意一科共7科构成。考试由内阁任命的文官高等考试委员（行政官、大学教授等）主持，法制局承担其事务。其中，外交官、司法官的考试属于个别体系。1918年，明治政府统一了前面所述的各项考试，将考试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三种类型。

——摘编自姚春海《论日本近代中央文官制度（1885~1924年）》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于1912年拟定了《文官考试令草案》和《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负责文官考试的专门机构是文官考试委员会，分为主持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委员会两种，前者隶属内阁总理，掌理高等文考试任用事宜；后者分设于中央及地方官厅，掌理中央及地方普通文官考试任用事宜。文官考试的种类分为高等文官考试和普通文官考试两类。高等文官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宪法、刊法、民律、行政等，每年在京举行一次，普通文官考试可根据需要，在中央和地方随时举行。以上两类考试的日期及考试地点，由考试委员长于考试期前一个月在政府公报上予以布告；在没有公报的地方，以公布程式布告之。年龄在20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公民，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较短，文官制度并没有施行。

——摘编自李贤利《民国前期的文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