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 人物 | 主张 |
| 郑观应（1842～1921） | ……由是观之，公法（指国际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
| 薛福成（1838～1894） | 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 |
| A．在是否要学习国际法上有分歧 | B．一致认为富国强兵才是根本 |
| C．在自强与求富的先后上有分歧 | D．都认为国际法维护强国利益 |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时，清军装备了从欧洲进口和中国军工企业仿制的先进后膛枪炮，其中淮军装备最为精良，全部装备了毛瑟枪，另外还有当时最新式的速射炮和13响连发枪（重机枪的前身）；清军的许多军官都接受过军校培训，弹药也很充足，一场战役打下来所消耗的子弹、炮弹往往比日本人多得多。倒是日本人往往因为弹药耗尽而撤退。清朝拥有铁甲舰5艘，日本3艘。定远、镇远两舰的排水量，都比日本最大的舰只还大一倍，日舰大口径火炮的数量也只及中国的一半。中国的主力舰平均中弹100多发还能安然返回，而日舰平国均中弹十几发就被打成重伤，甚至有两艘舰船在拖回途中沉没了。英国某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19世纪后半期）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摘编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晚清海军兴衰史》等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的结局，使光绪皇帝痛感“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而作为知识分子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则掀起“公车上书”运动，要求清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状元张骞则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中国）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亦展开，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前的1895年2月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体。
——摘编自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
材料三 《马关条约》成为列强“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当时日本财政界名人井上曾说过：“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日元。因此，三亿五千万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在国外创办工厂，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摘编自[日]石井宽治《日本的对外战略（1853～1937年）：帝国主义思想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观点并加以评价。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关条约》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的表现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摘选自史书所载唐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
| 人物 | 事迹 |
| 唐太宗 |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
| 魏征 | 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结社率作乱，云阳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征上疏极言曰：“臣奉侍帷幄十余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今旱之灾，远被郡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疏奏，帝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 |
| 李元轨 | 李元轨，武德六年始王蜀，后徙吴。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曰：“臣愚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为前代孰比？”对曰：“经学文雅，汉河间、东平也。”帝由是遇益厚。 |
| 徐坚 | 徐坚，西台舍人齐聃子也。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圣历中（武则天时年号），车驾在三阳宫，御史大夫杨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为东都留守，引坚为判官，表奏专以委之。 |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郡县制
材料一 “郡县制”的横空出世与发展巩固，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明显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县”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在各地区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其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主要有五种（见表）。
春秋战国时期县的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
一 | 把那些被武力消灭的诸侯国变成建制县 |
二 | 在武力震慑下，通过相对和平的外交手段逼迫邻近诸侯国成片割让土地，然后将其改制成建制县 |
三 | 把一些由“世家”“大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贵族食邑改造成建制县 |
四 | 调整传统的行政区划，把原来层层分封的版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比较小且分散凌乱的“都”“邑”合并成新的建制县 |
五 | 人口向边远地区扩散迁移，新垦土地上往往不再推行分封，而是大多都直接将这些新的开发区设置成新县 |
“郡”的设置，稍晚于县且多在边远之地或近敌之处，具有守疆保主的职能，故县级长官为“令”，而郡级长官却称“守”。郡制与县制逐渐配套，形成“以郡管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管理的制度格局。春秋中后期，一些诸侯国充分利用郡县这一新机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推行按田亩征收赋税；二是确立了农民的重要社会地位；三是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在这400多年的转型期间，郡县制与分封制一路同行，又逐步后来居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自秦皇汉武以降，再到蒙元、朱明、满清时代，郡县制穿越了多个王朝的时光隧道，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日。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郡县制的部分相关记述
记述 | 出处 |
| 海内之郡县，法令由一统。……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 司马迁《史记》 |
|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 班固《汉书·地理志》 |
|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 王夫之《读通鉴论》 |
| 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 | 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
(2)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郡县制历史意义的理解。
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
材料 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
1874年《申报》刊文《论西国治蚕茧法》，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
1881年《申报》又刊出《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开始从中西“官”“商”关系的不同来探究中西生丝产销的差异。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受“官”之保护，只要对振兴输出有利，“官”即尽心竭力加以培育，以供“商”之利用。反观中国，“官”“商”却是背道而驰。要想振兴贸易，就必须改造迄今的“官”“商”关系，使官、商结为一体，互为助力。
1882年，《中报》发表《机器缫丝说》，论证引进国外机器缫丝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机器缥丝，诚哉事半而功倍矣。华人其亦多养蚕以供机器之用，而益裕其利源也哉。”发表《观缫丝局记》，以实地考察丝厂生产的游记形式，记述了公平缫丝局的规模、设施、原料储备、生产过程和管理状况，意在说明“该公司必有蒸蒸日上之势”。引起强烈反响后，又趁热打铁，发表《缫丝三利说》，以公平缫丝局观摩者答复友人提问的口气，宣传新式丝厂的“规模恢廊”“布置周密”“机器灵捷”和“立法美备”，以破除社会上对投资或举办机器丝厂的犹疑和观望心态。
1887年，总理衙门发出上谕：“令民间置办机器缫丝，不必由官经理”，大力推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
—杨中华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
从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关系的角度，评述《申报》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
| A．刘永福 | B．林则徐 | C．左宗棠 | D．孙中山 |
材料一 西晋朝廷秘阁藏书29945卷；南朝宋朝廷秘阁藏书15074卷：南朝齐朝廷秘阁藏书18010卷；南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向民间征书。
——据[西晋]苟勖《晋中经簿》、[南朝]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南朝]谢胭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后魏（北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徒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据[北朝]魏收《魏书·孝文帝纪》、[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整理
材料三 有道士献道书，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摘编自《明太祖宝训》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南朝统治者和北魏统治者竞相下诏征书的背景，并说明孝文帝征书的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理政思想。
(3)综合以上材料，简要评议古代征书献书活动。
材料一 《淮南子》对孔子形象有相当程度的转化和建构，主要有三种倾向：褒扬孔子、批评孔子和改造孔子。褒扬的较多，批评的较少，改造的目的则是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淮南子》的孔子形象，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同西汉初期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比《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孔子形象，发现他们有同有异，其中展示了学术思想从百家争鸣到融合会通的趋势。
——摘编自秦晓《转化与建构：<淮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材料二 《史纪》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三十篇。可立为世家者，皆是能够辅助君主之臣。孔子尝于鲁国出仕，但未为周臣，然其匡正乱世之心，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属辅弼股肱之臣。置孔子于世家，在其整理旧籍，使后世学者能有所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然其世系井然，至汉尤存，传十余世，代有贤哲，故为世家。
——摘编自潘铭基《论司马迁对孔子生平之考证》
(1)据材料一，指出学术思想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的理由。(2)据材料二，概括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的依据，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圣化”孔子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