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二战结束后，德国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场合和时机进行了反思和道歉，德国法律也禁止举办与纳粹有关的活动，政府要求青少年接受历史真相，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警戒后代。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注重秩序、严谨和务实的民族，基督徒也并不以公开认罪和以实际行动“赎罪”为耻，地处欧洲心脏的德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消除邻国的担忧，联邦德国承诺永远不以武力改变现有领土边界。德国的反思还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如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不遗余力，尤其是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被害犹太人的损失，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德国深刻反思历史，敢于承担战争责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尊重，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形象。

——摘编自李文红《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是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自由放任”指引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先是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率先在农业上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农业的先行发展使人口得以持续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足而又康价的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加上广大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蒸汽机的发明，正式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通过产业结构演进进行工业的不断升级。对英国人来说，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浑然一体。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时，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阶梯化渐进，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为工业萌芽提供有利的条件。英国还重视完善、改进立法与社会制度，为工业化发展深化保驾护航。

——摘编自张丽娜《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经济成为社会事业的核心任务，工业化道路始终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整合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乱象，通过“一化三改”，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党逐渐认识到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应该按比例协调发展。面对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的局面，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主要是借鉴苏联经验，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们也看到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把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创新相结合，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以及创新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工业发展中，既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主张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中国人民利益的。

——摘编自孙民《中国共产党开创工业化道路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大约从宋代开始，贵贱与贫富脱离开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门第大族的支配和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下，读书人居于最高贵的位置，他们不认为贫穷涉及道德问题，甚至甘心安于清贫。而这个阶段，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随之带来经济思想层面的变化，而贫民作为一个阶层首次被政府所“发现”。宋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一些长期济贫的政策。由家族或政府创立的非宗教的感善组织开始出现。这些感善组织与以往的宗教感善组织有很大不同，着眼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摘编自百度百科《义庄》

材料二   英国从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流民和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政府对救济问题的干预加强。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出现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英国于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在保障项目方面包括了从生、老、病、死、伤、残，到各种收入保障和医疗服务。为最大程度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公民提供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的与公民收入相联系的保障，坚持公平为第一原则。公民工作岗位发生变化，更换顾主，福利水平不会受到影响。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基础之上的，由政府作为支配主体，提供大量资金。

—摘编自朱敏《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其治下的各族人民对中华一统观念的认识和深化。正是由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力推，鲜卑人逐渐摆脱了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涵养，使鲜卑人逐渐融入中原地区人民当中，与之相互依存，心灵守望，彼此交融，一起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许林   李乐《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再认识》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