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材料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摘编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材料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长城，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就此事发表了他的长城观：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摘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材料二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长城的价值超越了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也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在古代、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有所不同。

——摘编自付瑞红《长城文化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意涵与展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