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形成三次现代化高潮：英国工业革命触发了第一次高潮，并在大西洋两岸形成现代化的始发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它使欧洲核心地区迅速卷入现代化，并且向其他地区强劲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真正的全球性浪潮，世界一切地区几乎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现代化潮流。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封建旧王朝体制下的清政府谋求封建王朝的延续和资本主义的改革。从1911年到1946年，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实现了向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但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选择了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非资本主义现代化。1979年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找到了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兼采各国发展所长、发挥自身独有特色的发展方式。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二：西方人认为世界就像一部“自动扶梯”：各国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水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注定要像西方一样，站在自动扶梯的顶端。按照这种思维，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西方化。但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每个社会都被简化为在本质上与西方相同的社会。显而易见，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们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性的特征。

——摘编自[英]马丁雅克《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标准》

材料一   权利（按现代义的“rights”）一词在西方是近代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现代解，但就“得到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利益”而言，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罗马法中没有权利一词，但古罗马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可以在罗马法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权利（现代义）在古代中华法系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司马迁历数各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式各样追逐权利的情况后总结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其中的“用文持之”的一种学术解释就是“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

——摘编自方宇军《中国历史上的权利》

材料二   近代以降，民权一直被看作解决中国问题，打开中国枷锁的扣结。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孙中山创立了系统的民权理论，认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是“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民权观念日益强化，权利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但是，20世纪中国权利生长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总是处在矛盾和反复之中”，难以落实。百年以来，国内民权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传统文化中心主义，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西方理论完全排斥；二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的东西照抄照搬；三是文化改良主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材料三   在现代国家，人们一般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指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以社会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为例：由于权利主体难以通过自由谈判、公平竞争和自我奋斗去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为此国家要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现代契约法已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某些权利从私法权利上升为公法权利的过程，也是国家在私人领域积极作为的体现。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为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