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对蜀的政治改造，是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公元前314年秦灭蜀之初，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到秦昭王时，由于泰在蜀地成功地进行了土地制度变革，造就了大批拥护秦国政权的个体小农，从而争取到广大蜀人的支持，使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的时机臻于成熟，因而借口“蜀侯馆反”，诛之而国除。公元前311年，泰惠文王令张仪、张若修筑成都城池，将商业市肆集中到少城南部加以统一管理，形成规模很大的“成都市”，推动了蜀地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蜀地的工商业者也成为秦制的积极拥护者。秦对巴蜀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改造，从根本上使巴蜀从原来的独立王国转变为统一王朝之内的郡县，“法令由一统”，成为以秦王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光荣之一员。

——摘编自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

材料二   综观整个清代，四川地区在清朝经略西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川境内的康区，“东起打箭炉之折多山，西至前藏之丹达山”，是四川的通藏要道。清人曾言：“本朝抚辑西藏，至于再，至于三，均由四川之打箭炉征兵入藏。”清朝在四川通藏要地储备粮饷，以随时应对西藏局势，清军入藏的军饷、驻藏官员俸禄和西藏僧俗官员津贴的供给，均由四川负责清代规定，达赖和班禅需要定期遣使进京朝贡，西藏使者进京时，四川地区有护送、查核和管理的职卖。总之，清朝对西藏的经略离不开四川在各个方面的支撑，体现了作为朝廷直辖行省对于藩部地区的控制价值。

——邓涛《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四川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材料   历史上中国西北半壁曾有过辉煌，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以前，中国绿洲与中亚绿洲沿路商旅络绎不绝，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唐宋以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南重北轻”的格局，南方逐渐超过北方。1500年以后，随着东南和华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空间经济发展格局由“南北框架”逐渐转换为“东西框架”，西北草原丝绸之路的地缘优势丧失殆尽。近代以来，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加深，中国沿海港口城市次第开放，近代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使得沿线城镇迅速发展起来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商品市场的格局和劳动力的地区分工，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畸形发展。20世纪30年代，新兴工业百分之七十以上集中于沿海各省，从战时经济学的视角观察，此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战备的考量，中央政府制定了偏向内陆的工业布局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在这一工业布局指导思想的安排下，彼时国家投资明显向内陆倾斜。 1952~1978年间，内陆地区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其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31.9%提升至40.1%。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东部快、 东北和中西部慢的不平衡增长格局。针对区域发展差距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政府适时提出了完善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和“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加上最早提出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 国家关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初步形成，有望藉此塑造“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摘编自冯建勇《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胡焕庸线》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史官以先代业绩教育贵族子弟。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他整理修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代典籍作为教科书，他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易》中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讲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做官。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一史、三史等。元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学童八岁入学，先读经，继读史，再读文。康熙皇帝下令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作为生员必读书目，颁行各省。

——摘编自谢增寿《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述论》

材料二   晚清时期癸卯学制(1904年)历史教育目标：“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暨中国百年以内大事。讲古今贤良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改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凡教历史者，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材料三

——摘编自《德国历史教学十五点规则》(1933年)

材料一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农业文明，也培育了传统的生态文明。相传，舜帝时就开始设立“虞”为管理环境系统中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专职官员。先秦典籍《荀子·王制》主张“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汉初景帝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唐朝时期，国家设置山林自然保护区，实施与物候等因素相关的环保禁令。宋真宗时期，知澧州刘仁霸以劝课农桑、提倡造林为内容编歌谣十首教民歌唱，以普及造林知识。元朝《大礼撒》规定，如失火导致草原被焚烧者，全家都会被处以死刑。明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相关的环境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硬核环保措施及其核心价值》

材料二   清代后期，沙俄在修建中东铁路时，将自满洲里到绥芬河一千多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两侧森林砍伐殆尽。日本紧接沙俄之后，侵入东北，从俄商手中夺过在大兴安岭的木材采伐权，一直延续到伪满洲国时期。近代东北，实行开放，鼓励移民实边。“移民日盛，而从事于采伐开垦者亦日增，森林形象已变坏”。另外“山火”、洪水等自然灾害也给森林资源带来一定的破坏。1942年，据伪满洲国林野经营大纲的资料推算，当时森林面积约3000万公顷，较之清代中期减少近三成。

清末以前辽河曾是东北地区航运命脉，但20世纪初以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积，逐渐失去了航运功能。东北的西部边缘在民国时就已经出现了沙漠化的倾向，直接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使自然灾害频率也明显增加。以黑龙江而论，船行于树梢，屋沉于水底，因此则农村经济动摇矣。

——摘编自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资源与环境问题述评》

材料一   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地震，宣帝于十月下诏：“池籂(指皇室园林)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安帝时“连年水旱灾异”，朝廷“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数郡国发生旱灾和蝗灾，“青州尤甚，民流亡……罢安定呼池苑(一处皇家马场)，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摘编自林兴龙《汉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材料二   唐代常平仓原为平抑粮价而设，玄宗后逐渐普及，但仅限于州府以上城市。宋初常平仓仅限于京师。宋真宗时，除福建以外，各路均设置了常平仓，且设置到县级城市，常平规制由此建立。 宋代常平仓最初以调节粮价为主，很快具有了救荒功能，也用为平时济贫之资。王安石变法期间又将常平法与青苗法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度春荒。至此，形成了具备新功能的常平仓：“有曰借助赈贷者，以息赈济者也；有曰赈粜者，减价来谷以赈之也；有曰赈济者，直与以赈之也。”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三   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宰相俾斯麦开创了一个以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为根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模式，为现代社会保障打开了大门。其理论依据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德国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政策协会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强调通过如社会保障、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以缓和阶级矛盾。在对日益壮大的工运采用镇压措施的情势下，从1883到1889 年三个保险法案依次发布，德国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社会保险制度被引入欧美其他国家，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编自张邦辉主编《社会保障》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949-1955年，农村社会保障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临时社会救灾救济、社会优抚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以家庭为责任主体、政府适当扶持的模式。1956-1978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入正轨，逐渐转变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为责任主体，以家庭保障为辅，国家救助的保障模式。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衰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慢发展。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随着2003年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苏保忠《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