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二：公元6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没有学会养蚕缫丝的技术，只能将从中国运来的生丝进行二次加工。丝绸一直是欧洲贵族、教廷追逐的奢侈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丝织业是有巨额利润的行业。12世纪中叶，意大利开始自己生产丝绸，并长期占据欧洲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到17世纪晚期，法国逐渐取代了意大利的地位，而路易十四是整个法国丝织业产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对皇家工坊中丝绸、花边和花毡生产的补助费用达550万里弗尔。政府还鼓励人才引进，特别是意大利的大量技术、设计人才，无论是为金钱，或是实现设计理念和人生目标，纷纷来到法国。1789~1871年，法国丝织业市场萎缩、人才消亡流失、生产设备被破坏，行业遭受巨大破坏。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法国丝织业推向了末路。

——摘编自鲁佳亮《17—19世纪法国丝织提花技术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材料三：2019年1月1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HEART&crafts公司共同主办的“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中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下，HEART&crafts公司将15位法国手工艺大师的160余件精彩作品带到中国，与11位中国不同领域的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同台亮相。双方策展人介绍，展览以中法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创新为主线，让观众置身神奇的艺术空间，真切感受从陶瓷到金属、从漆器到玳瑁、从皮影到褶榈、从传拓到印刷、从刺绣到榫卯的历史脚步。

——摘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聆听大国工匠的“对话”——中法手工之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科学精神已经萌芽，学者们提倡从观察物象和实验物质下手，反对单单靠了几本古书，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逻辑演绎发展一般归纳、并逐步确立了数学的表达形式……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大兴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䀱格为一些插曲，它在改变整个物理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结构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惯常思想活动的特征。

——摘编自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兴起了“科学救国”思潮。部分中国留美学生认识到科技对抵御侵略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创办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此时科学更多是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形式而存在，涵盖着科学态度、科学信仰和科学方法……他们将启蒙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基础上，坚信科学会带来的技术、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价值理念的革新。

——摘编自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在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可以说，十六国至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曾一度相当流行。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就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摘编自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很少有英裔美国人考虑过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西部地区”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大沙漠”，不适合文明存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西部特别是牛仔的形象赋予浪漫色彩，他们将西部地区看作是勇敢者和上进者经历艰难险阻可以建设新文明的地方，将实际上工资低廉的雇工描述为强大而不朽的传奇人物。欧洲移民后裔定居西部的过程，至少在两个世纪中主导了美国人的国家想象，有时也成为历史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20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将西部描述为一个勇敢、成功、对抗、贪婪以及失败并存的地方：破败废弃的小镇，荒凉阴郁的印第安保留地，穷困潦倒的贫民区，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景观与辽阔的牧场、肥沃的农田和繁华的城市共同构成了西部。他们强调，在塑造西部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和男人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材料三   2000-2003年，重庆市外迁农村移民12.16万农村移民，2004年继续外迁2.34万人。截至2003年，外迁移民占三峡库区全部农村移民的41%，减轻了库区的土地负荷和人口压力，有利于防止乱垦滥伐和水土流失。1998年以来，三峡库区停止了开垦荒地，对已开垦改造的25度以上的荒地和低产地，逐步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04年，重庆市的自然保护区达到48个，总面积8290平方公里，初步建成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珍稀濒危动植物抢救、繁育及迁地保护中心。

——摘编自刘德绍、杨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策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三国时期，珠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棉花，新疆是中国较早植棉的地区，总体晚于华南地区。“亚洲棉”从南路入广东，后至华中棉区；“草棉”从西路入新疆到甘肃，后传到华北棉区。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棉花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进化为一年生棉花，产量提高，品质有极大改进。古代文献中，棉花被记载为“吉贝”或“白叠”，棉布被称为“吉贝布”或“白叠布”。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臬荸，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棉纺织技术在元代有重大改进，《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元代制定了江南夏税制度，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棉布被定为常年租赋之一。明太祖曾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王亚蓉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根据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资料整理、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