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一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后来又多次强调必须“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1953年9月，他指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1953年，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了“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任务，并规划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蓝图。

——摘编自蒋乾麟《新中国60年国防建设指导理论发展论纲》

材料二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一个战略家必须意识到国家安全是一个广泛的利益概念，既包括普通军事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还包括健康的经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基于此，他提出了“大平衡”和大规模报复战略，认为为对付苏联威胁，维护美国安全，需要发展和保持一个较强的军事态势，重点依靠进攻性打击力量进行的大规模报复的破坏能力，并第一次将加强科学研究、不断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设备写入国家基本安全政策。

——摘编自张献华《冷战中的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

材料   9月2日，星期四。驻军，庄里镇。

今天开方面军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零师……街上都挂了青天白日的旗帜祝贺。

下午1时……一万多指战员等着主席宣布开会。有如下三个重要训话∶

一、朱总司令训话大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了华北，占领了平津，并且打到上海来了……华北一万万五千万人民正在盼望我们到华北去……我们不与日本的飞机、大炮打，我们专打日本的后、侧方的铁道、汽车路、火车、汽车、粮食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三、贺总指挥训话：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摘自《王恩茂日记·上》

材料   清朝在统一全新疆地区后，建立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在伊型设立将军府；在蒙古族聚居区、哈密、吐鲁番建旗设札萨克；在南疆实行伯克制；在汉、回集中的东部地区推行州县制。政治体制不一，给管理带来了混乱。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腐败，其固有弊端也日益彰著。将军府既无专设治民长官，又无统一政令，各级王公、伯克往往打着朝廷旗号自行其是，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和卓后裔叛乱接连不断，浩罕和沙俄侵略势力乘虚入侵，霸占伊犁和南疆。鉴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以魏源和龚自珍为首的部分知识分子，遂力主在新疆设行省，建州县。光绪四年（1878年），阿古柏反动势力被逐出南疆后，左宗棠和刘锦棠复极力创议建省。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发布建省上谕，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是为设省之始。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行政制度的一体化，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摘编自丁立军《新疆军府制的建立及其局限》

材料   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红军横跨了中国十五个省份，翻过了终年积雪、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大雪山；渡过了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还走过了世界上几乎和法国国土面积相等的海拔最高的人烟罕至的湿地。武器筒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够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牺牲。一年后，于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新局面就此开始了。

——摘编自金一南《苦难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