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他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此外，康有为还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

——摘编自邓林华《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

材料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部反传统，他们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猛烈的，对儒家糟粕的攻击是激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它是一个整体，文化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即使是它的糟粕，也与儒家文化的精华乃至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它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部分受到猛烈攻击时，它的整体框架便动摇了，人们甚至会怀疑它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就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摘编自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在17世纪的英国，大力倡导宽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洛克不仅由于反对君权神授、捍卫自然权利和开创三权分立理论而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宽容而确定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基调。1685年，洛克在一封长信中说：“任何私人都无权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不得对他使用暴力或予以伤害。”

——摘编自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材料二   从1640年革命初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渡，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的。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材料     一部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西文化全面交锋、对抗、排拒、吸取、融合的历史,一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全面的历史。梁启超在1923年就概括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一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一一“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一一“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第三个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思想成果。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纷纷涌入中国,通过反复比较、分析鉴定,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功。

——摘编自郝振君《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

材料一   《老子》中所说的“神”是对古代有意志的人格种的否定，因此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无神论的先驱。当现实社会中的氏族制（宗法制）趋向没落时，对“上帝”和“先王”的崇拜也就失灵。老子否定先王，并谓“天道无亲”，这是这一时代的反映。《老子》一书整理并阐发了春秋时期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所萌发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洞察到了自然界的一些大的规律性，同时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先王观念（把自然拟人化），从而得出自然史根源的结论，敢于说万物是自然，“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给有神论以重大的打击。

——摘编自华岗 《论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

材料二   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指出，研究墨子的思想．不能因为他的天鬼说，就给他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天鬼在墨子思想中形成一种“义法”“规矩”或“尺度”，用来衡量人们的行为。换言之，它是一种“方法性的手段”。墨子为传统的天允信仰附加了条件，让天鬼依据墨子的原则去行使赏罚。这可以在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诠释中得到呼应：王国维将墨子学说限定在政治与道德的领域，认为其（鬼神观念）并非属于形而上学的讨论，而是用以规范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原则。

——摘编自安妮《捍卫墨子：论侯外庐对郭沫若墨子明鬼主张之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