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法国，人的学说跃居历史的舞台，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人是一切理论的根本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主张以理姓作为审判台，克服人类的一切“迷误”，找到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以之启发人们的头脑。同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决战。与宗教神学世界观相对立。“人”的学说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具有进步意义。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在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高一涵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借助卢梭等人的自然人性论、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立人”，实现“人根本上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思想。受卢梭学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把人看作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价值核心，包括国家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能凌驾于人之上，更不可以借国家之名剥夺个人权利，国家是因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可见，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借助人民主权理论确立了一种国家和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胡燕《法国启蒙思想与新文化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启蒙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启蒙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在完善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材料一 汉承秦制，汉初的国家教育以官吏的职业培训为主。在社会逐渐安定后，民间学者一点点活跃起来了，王朝上也陆续设置了诸子百家博士和儒经博士。在儒经所载“先王之制”和儒者的社会蓝图中，学校乃是统治者崇德兴化的重要设施；深厚的古代礼乐文明和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成就，同样构成了振兴文教的动力。汉文帝时贾山请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关键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的时候，著名的儒家大师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于是皇帝有“其令礼官劝学”之诏。太学制度的建立是孔子私学以来，中国教育史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太学甫建立，就制定了博士弟子的年终考试制度。通过了考试的人，朝廷授为文学掌故，考在高等者可以进而补为郎中。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1901年4月，清政府就如何最好地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方法、军事组织和财政体制，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这次改革从1901年开始至1905年结束，其中涉及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由使节征召留学生回国供职（1901年6月）；规定1902年开始在各省和大城市考试中以时事策论取代“八股文”（1901年8月）；命令改省级书院为分科大学堂，府州级书院为中等学堂，县级书院为初等学堂，课程包括儒家“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还有西方政治研究（1901年9月）；命令各省当局挑选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9月，1902年10月）；命令翰林编修和进士功名持有者到京师大学堂各科学习（1902年12月）；废除科举考试（1905年8月）；成立学部（1905年12月）等。由于慈禧太后缺乏诚意，再加上督办政务处基本由满族人荣禄控制，使这场改革前景黯淡，终于被辛亥革命的潮流席卷而去。
——摘编自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国家教育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末教育改革。综合以上材料谈谈教育发展与时代的关系。
关于1842年订立的《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当时的人对于其中的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但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许李鸿章设立电报。电报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知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个“电报”都办的知此困难曲折，诸如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事，其“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
——摘编自雷颐《走向革命》
1880年岁末，刘铭传于奉诏入京之际力请修建铁路，李鸿章本同此心，倾力赞助。但更多的人却“群相哗骇”，认为此议“只欲破坏祖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而朝野之议论更易为人接受的是因铁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种观念虽不可论证，却比能够论证的东西更合乎社会心理。在落后的社会里，它能因为落后而成为力量，足以同风驰电掣的蒸汽机车相抗衡。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以“近代的艰难转型”为主题，自拟论题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符合主题，史论结合，表述条理。）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摘编自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主义主张的治国理念并分析其成因。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新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国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