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胡人政权为了争取成为中华王朝而采用了中国政治制度，这个政治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民族集团主动汉化的最重要的原因。……胡人民族集团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统治中原地区，结果是让胡人社会自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政治制度上的中华王朝化、文化制度上的儒学化，经济形式上的定居农业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地缘化。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后，曾为中华帝国之强敌的匈奴以及氐、羯，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民族集团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羌变成了一个小民族集团，鲜卑也在进入隋唐时期后逐渐消失。……历史上非汉民族集团的汉化，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化自身原本没有“民族”属性，它的门户始终是向着所有人敞开的。

材料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建设“中华民族”这一点上。为了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首先提出了建设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小中华民族思想”。然而当意识到中华民国应该继承清王朝的疆土与属民时，他们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提倡“五族共和”的阶段，最后落实到建设“大中华民族”，即同化中国所有民族集团建设一个中华民族上。“大中华民族”是被作为实现国民统合的象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国族”，共内涵已经超载了“民族”的层次而具有“国民”的性质。

——以上均摘编自王轲《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一   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危机所激发出的文人强烈的忧患和改革意识的产物。其主张一是文体的革新，即摒弃六朝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骈文，在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二是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提出“词必已出”和“文从字顺”，并借此昌明儒家之道，攘斥佛教。北宋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统治危机，更为重视文以载道这个重要的理念，文章的议论成分、政治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这种载道的古文在此后一千年间占据正统地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全面冲击的产物。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们指出：“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所以，新文学革命是语言和思想同时操作，且更偏重思想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新道德以尊重个性权利、维护个人权益，并要求文学表现“个人的解放”，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摘编自祁志祥《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五四”文学的复合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