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摘编自徐颖《一文纵览中外女子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   表1、表2所示为部分学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学术文献的关键词及相关主题进行的统计和整理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表2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特征比较（部分）

——摘编自孙刚成、宋晓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动教育政策演变分析》

材料一   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其发生时段上大多与现代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如果仅就现代化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而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恐怕都与现代化难脱干系,这首先是因为以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吞并、非自愿移民、自由外移的移民以及民族主义等历史力量使得世界民族分布的状况发生了巨大改观,迫使过去出于彼此分离状态的各个民族交往密切,族际政治行为因国家的出现而部分地演进为国家间的政治行为；其次是因为现代化催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且是因为这些民族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发生优势，通过殖民地人民在被殖民的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国家理念和民族理论的接触和本地化，经由非殖民化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此言不谬,那么就必须承认民族国家的出现应当被看做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民族国家的创立如果不是必然地，也是经常地作为一个社会的其他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

——摘编自杨晓丹《近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及其未来》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自觉”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孙中山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五族共和”思想，使得各族人民实现了平等意义上的联合，中华民国的建立，国人对“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增强，增强了汉族和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意识，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意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他们在屠杀、烧抢中国人民时，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区分，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另外，为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姜娜《“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

材料一 在没有一个强有力国家组成民间社会时,基督教居然能够维持,这是欧洲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教会有能力把世俗的目标经由宗教条例合法化。最初,教会把一周7日的第一天礼拜日定为“主日”,在这一天,任何不得攻击他的敌人,以营造一种比较和平的社会氛围。不久以后,又陆续发展出各种圣日,在圣日也不能攻打敌人。而后,又提出所谓“神的休战日”;还规定在集市的日子不得争战

——[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

材料二 16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首岁教捐法规定”,主教等高级教士就任新职时不得将圣俸收入交给罗马教皇,而应将第一年的全部收入,及其后每年收入的1/10上缴英国国王。“禁止上诉法规定”,有关遗产继承与婚姻方面的案件不得从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或约克大主教法庭上呈现到罗马教皇法庭。“自尊法”规定,国王及其继承者应被尊为英国教会在尘世的惟一最高首脑。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三 “神”与人是不能直接交往的,它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教会。如果神与人能直接交往,信徒们不必借助教会就能得救,那么教会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教会更为危险。教会要保持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地位,就必须具有解释神启真理的能力。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释神启真理,他就不能抛弃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方法。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