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图书印刷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宋刻本技术的发展。为避免虫蛀，宋刻本会选用纸性坚韧耐久又可以杀虫的椒纸。它刻印精致，“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仓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元祐年间刻印的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还得到了乾隆皇帝“是书字体浑穆，具韩柳笔意”的评价，不仅字刻得好，错谬之处也少，是宋刻本的一大优点。宋代国子监除了刻印经史外，还会刻印王叔和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等医书，这样做既满足了社会需要，又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宋刻本是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它的刻印艺术是后世的模范，对后世的书籍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黎世英《宋代的图书印刷业》

材料二   西方印刷术，始于15世纪中叶，德国的古登堡改进和发明了铅活字，他还排印了西方首部印刷品《四十二行圣经》，曾一度轰动欧洲。……西方对印刷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铅合金、印刷机、油墨等一整套印刷工艺上，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西方还发明了石印、影印、珂罗版等印刷技术。19世纪初，西方印刷术引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进入我国，既冲击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又改变了我国印刷业的分布格局，大大推动了我国由手工印刷转为机器印刷的进程。

——摘编自骆伟《近代西方印刷品及其版本特征》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