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04年，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代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1912年，孙中山也强调共产主义与中国“大同”理想的契合：“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矣。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919年，李大钊则从社会发展的伦理要求出发，强调从“大同”理想发展至社会主义的伦理必然性，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内在契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共鸣，从而形成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和谐共振。

——摘编自颜旭《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探析》

材料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地向西方寻求真理，试图从资本主义文明中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精神和美好观念还没来得及形成气候，1919年的巴黎和会就无情地践踏“公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等原则，使其变成了假面。“西方”不再是迷人的字眼……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成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从逻辑理论嬗变为制度范式和政治纲领。那么，这一外来的“主义”能否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呢?在反帝的大语境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无疑深深地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可是，在诸多社会主义思潮中又该选择谁呢?因地制宜才能淘到真金。经过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反复对照和选择，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

——摘编自何文校《五四时期观念形态的破与立及其当代启示》

以庄重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审慎对待历史、客观评价历史是一个政党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材料一   第一部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取得的光辉成就，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

第二部分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作了简要阐述。

第三、四、五部分总结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党内出现的“左”倾、右倾错误，着重对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产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

第六部分讲明了对待党内历史问题的科学原则和态度。

第七部分对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

材料二   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程。

第二到第五部分对建国后的32年历史作了全面论述，指出建国后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或否认成就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阐述了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实现的伟大转折。

第八部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材料一   下图是17—18世纪和19世纪中后期中国所译西书变化图

材料二   下表是近代中国人所译西书简表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材料一   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方法寻找病因，使用针灸、推拿、中药等手段对病人进行治疗，通过阴阳调和使病人恢复健康。《黄帝内经》为中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时期，华佗以“麻醉散”和外科手术闻名天下。唐代孙思邈创立辩证治疗法。明清时期李时珍总结前人经验，著成《本草纲目》。文艺复兴以后，西医冲破教会的束缚，利用先进的医疗设备，通过嗅诊、听诊、叩诊、触诊、视诊等方法对病人进行诊断。16世纪维萨里建立了人体解剖学，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18世纪莫干尼创立病理解剖学，19世纪微尔啸建立细胞病理学。

－-摘编自魏嘉琪《从中西医比较看中医的文化特质》

材料二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有人提出“废止中医案”的理由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中医无能预防疫疬；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奚霞《民国时期中医废立之争》

材料一   朱熹认为，自古以来，圣人教人，莫不教人“明人伦”，以使之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此，他要求学生先读《四书》，再读《六经》，并对这些经典多有注释，竭力宣扬封建纲常。他在长期教育工作实践中，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努力将德育与智育合而为一。读书要专心、虚心和“识得大意”，若“东看西看，则此心已散漫了”，“虽卒岁穷年，无有透彻之期”。作为一位热心讲学的教育家，朱熹总结和发扬了古代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对教育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李邦国《朱熹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指出，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无裨于拯救国家危亡。理学家脱离时事，只是在那里矜谈妙语，游说无根。学校因“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已成为势利场所，失去了培养人才的作用。为此，他主张改革学校系统，扩大学校权力，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监督机构。在他看来，学科技的学生应与学《五经》的学生一样升迁，享受同等待遇。“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取士不应局限在科举制上，要为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的人多开辟出路，从而使朝廷尽可能搜罗有用之才。他在教育方面提出的新见解，对后世颇有启迪意义。

——摘编自韦齐发《黄宗羲教育思想初探》

材料一   在17世纪的英国，大力倡导宽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洛克不仅由于反对君权神授、捍卫自然权利和开创三权分立理论而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宽容而确定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基调。1685年，洛克在一封长信中说：“任何私人都无权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不得对他使用暴力或予以伤害。”

——摘编自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材料二   从1640年革命初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渡，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的。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就是“天下大同”。所谓“天下”者，是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共有之天下。所谓“大同”者，《礼记》中说：“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吕氏春秋》中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基于“天下大同”，中国的古贤们还提出了“民惟邦本”“国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所谓“以民为本”，就是倡导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和治国理政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天下民众共同利益，实现“安民”“富民”“乐民”。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说过：为政者应“以富乐民为功，而以贫苦民为罪”。当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贯彻实行“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安民”“富民”“乐民”。但是，“天下大同”和“以民为本”这种体现人民性、民主性的先进思想和美好社会理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却一直为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志士和劳动人民在不断追求和长期实践斗争中传承下来。

——摘编自滕文生《天下为公：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