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人神关系，强调个人的可完善性:“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世界得到完善。”宗教活动以“信”为基础，如果它成了神职人员谋取利益的手段，干涉了个人的信仰，宗教的体系也就出现了问题。罗马教廷原本属于罗马帝国，后成为全欧洲的精神领袖，凌驾于皇权之上。随着英、法等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教皇将原本由整个西欧承担的经济重负全部转移到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的身上。

材料二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路德宣称“属灵阶级”和“世俗阶级”是平等的;《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和教会，而且平信徒也可以根据信仰解释《圣经》，世俗的皇权在教皇之上，有权召开宗教会议。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闵采尔领导农民和平民掀起了新一轮宗教改革，主张信仰得救，号召用暴力手段建立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战争遍及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教会财产流失，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很多诸侯国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教随国定”原则被确定，各诸侯国有权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路德派取得合法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丁·路德改革的原因和贡献探究》

材料一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发生了伟大的飞跃。在反思以往革命运动失败的基础上，他说：改组国民党，使其“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在肯定“平均地权”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称国民党“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有别于以往革命运动对“新军”和“会党”力量的重视，他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这些思想飞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形势。

——摘编自张玉昆《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思想飞跃》

材料二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广泛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军队中实行的诸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等重要制度，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摘编自周声柱《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实践新探》

材料一   在17世纪的英国，大力倡导宽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洛克不仅由于反对君权神授、捍卫自然权利和开创三权分立理论而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宽容而确定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基调。1685年，洛克在一封长信中说：“任何私人都无权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不得对他使用暴力或予以伤害。”

——摘编自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材料二   从1640年革命初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渡，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的。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材料一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峰幸氺冲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 大听众，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全的主义”。为实现“赶超’’西方，孙中山指出，“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所以，“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济，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 驰轉于球之上。”他晚年在致瘳仲恺的信中强调指出：“予鉴察世界大势和本国国情，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矣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

—— 摘编自郑大华《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

材料二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的前景，“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失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摘编自郑大华《论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

材料一 佛罗伦萨出现了繁荣的工商业，科西莫·德·美第奇就是工商界巨头。为了摆脱主教控制而独享统治该城的地位，他大力资助学者，四处搜集拉丁手稿，出资让学者翻

—-摘编自中华世纪坛《艺术与人文主义革命》

材料二 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层面或者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而成为涉及人生各个方面的"全人"的信仰与呼召。基督徒在"属世"的领域;可以成为优秀

——基甸《宗教改革思潮对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